效。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人们连自己的本都无法知，因此，应该放弃对神的一切评议。”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们积聚起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们经常颁布阻遏这趋势的命令，以下这条由君士坦丁七世于

三、拜占廷的衰落

我经常得悉，雷斯的富人们无视皇帝颁布的、由天赋的人权中导的法律，拒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继续侵农村。他们压迫穷人，购买授予权和遗嘱，把穷人从属于穷人的土地上赶走。因此，鉴于这些情况……尽我们的前辈已有令在先，禁止购买穷人的土地，但我们仍再制定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妇女比娼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不守信义；青年人放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酗酒、私通、、邪恶、放、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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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为当时的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10世纪初颁布的命令是很有代表的：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制。西耳二世十分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手”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