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他们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级教土房间”的修院。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因此，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彼赶了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16世纪，达·伽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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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的哥布和达·伽

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烈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筑起了一横穿北非和中东的有害屏障，一步缩小了欧洲人的视野。直到12世纪，十字军带着传说，从地中海东沿岸诸国返回西方时，才使欧洲人重新得到有关外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尽地中海那时仍是世界的中枢，但他们对东面和南面地区的了解却非常贫乏。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利圣歌皇帝非常听。罗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派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到1328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就提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大但因路上动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五、扩展中的视界

尽欧洲人未能争取蒙古人为盟友，未能使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认识与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的联系。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调了这一制度。《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