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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清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之,中国史学家虽然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五、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是汉朝初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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