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不是谈张玲，也不是谈航海小说，而是在谈小说里幽闭、压抑的情调。家也好，海船也罢，对个人来说，是太小的囚笼，对人类来说，是太小的噩梦。更大的噩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现，对知识分来说，就是一噩梦。这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亦不变，在生活中到烦躁时，就带有最刻的虚无。这方面最好的例，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玲的小说也带有这味：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我初次读张玲，是在国，觉得她怪怪的。回到中国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么味。这时才想到：也许不是别人怪，是我怪。

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作一切来写。或者当媳妇，被人烦；或者当婆婆，去烦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顾影自怜。总之，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这想法我很难同意。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只要他能证明费尔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问题在于你证不来。理学家发明了常温聚变的方法，也可上验幸福的觉，但你也发明不来。由此就得这样的结论，要努力去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投于文学事业。我总觉得一门心思写单位里那些烂事，或者写些不愉快的人际冲突，不是唯一可的事情。举例来说，可以写《丽丝漫游奇境记》这样的作品，或者，像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那样的小说。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澎湃的想象力。当然，这很可能是个馊主意。我自己就写了这样一批小说，其中既没有海船，也没有囚笼，只有在它们之外的一些事情。遗憾的是，这些小说现在还在主编手里压着不来，他还用一本论的吻说

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和过去的婆婆一样刁。张玲对这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不烦了——他也“熬成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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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人给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我在一些描写航海生活的故事里看到过这类事，这个折磨人的家伙不是婆婆，而是手长。有个故事好像是克·吐温写的：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手洗甲板，玻璃，洗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有一天，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净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天这样洗东西，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也得等到船靠码。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海一途。这倒不是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故事发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这故事也就带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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