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清教传统，我们没有过。清教徒认为人本是恶的，必须加以限制。我们国家传统哲学认为人本善，但是一到了“慕少艾”的年龄，他就不再是好东西了。所以对于青期以后的人，两边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本书作者给了一个国情开放程度的时间表，在此列，以备参考：

摆脱童稚状态（2）

早于四十年代：任何女的或能引起这类联想的东西，包括掀起的衣裙、的暗示，都属禁止之列；

四十年代：情杂志上现女背影；

五十年代：房的侧影；

六十年代：现，《公》杂志上现女；

七十年代：男生现在《维瓦》和《女郎》杂志上，女的###现在《阁楼》和《公》杂志上。

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审查员就大声疾呼，灾难就要降临，但是后来也没闹什么灾。所以这些人就落了喊“狼来了”那个孩的窘境。

《社会学》这本书里把对影视版的审查，看作一环境。这审查的主要目标是情作品，所以有内容的严肃作品在这里只是被“捎带”的。所谓严肃作品，在我看来应该是虽然写到了，但不以写为目的的作品。这其中包括了以艺术上完为目标的文学、影视作品，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书，医学心理学的一分书。据我所知，这类作品有时会遇到些麻烦。从某意义上讲，严肃的作家、影视从业人员也可以算作专家，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审查制度，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改革开放之初，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到中国来，访问了我国一批老一代作家。安格尔在会见时问：你们中国的作品里，怎么没有写呢？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国一位年长的作家答：我们中国人对此不兴趣！这当然是骗洋鬼的话，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但是洋鬼不吃骗，又问：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这些孩不是你着鼻、忍着恶心造来的吧。当然，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就是像吃苦药那样这件事！但是这样说话就等于承认我们都是伪君。事实上在中国人生活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享受生活的态度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方面没必要装神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讨论。严肃的文学不能回避它，社会学和人类学要研究它，艺术电影要表现它。这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缘故。然而社会要在这方面限制它，于是，问题就不再是环境，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