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颂歌时代，书写生活的破败何尝不是一写作的勇气？

遗憾的是，这向存在发问的神，并未在更多的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回应。随着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一步推，中国作家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写作节日，他们普遍在一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或者在一些无关痛的事中居住下来，存在的冲突被悬置，以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外面的遭遇，而更内在的存在的疾病和危机，他们却保持着集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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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备受关注的青年小说家陈希我便是其中之一。我在2002年初读到他的小说集《我们的苟且》6时，便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一个有存在的作家。尽那个时候只有少数人知陈希我的名字，但我相信，陈希我的现将是尖锐而不容忽视的。不久之后，我的预便得到了证实。随着《收获》、《人民文学》、《天涯》、《城》等刊陆续推陈希我的小说，加上他连续三届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提名，陈希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小说，让那些日渐疲惫的阅读灵魂，重新意识到了一文字的力量。——确实，陈希我的小说是有骨、有力度的；许多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小说“骨”更为显著，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所以，阅读陈希我的小说，你会为他的尖锐和突兀而到不舒服，他似乎太狠了，不给生活留任何情面，并将生活的一切掩饰全撕毁，但他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破败，一难以挽回的破败。

中国文学一度也在这个背景里，通过史铁生、残雪、余华、格非、北村这些作家的努力，开始获得存在的光，开始知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但更多的作家则还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神大限。本雅明说，“写一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5走向神的极致，拒绝向一无质量的生存妥协，这是一个有力量的作家必须备的写作品质，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追问存在的勇气正在新一代作家中慢慢消失，甚至连存在本，也如同情一样，最终都变成了一肤浅的消费品。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在这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

这写作勇气，如果用神学家保罗·里希的话说，是一“存在的勇气”：“存在的勇气是这样的理行为：人在其中肯定他自己的存在而不顾那些与他

二

为珍贵的分。即便有模仿的嫌疑，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把存在的维度引中国文学的功绩。比如史铁生、残雪、余华、莫言、格非、北村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意义是别人难以取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之旅。它使我们看到，文学原来是可以向存在直接发问的。

这样的情形令人担忧。一旦灵魂的复杂境遇被简化，一旦对存在的追问中断，中国文学就很难获得博大而邃的人类品格。我们过去在世俗和致用的文学中沉迷太久了，惟有存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从里面超越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喜太温和的过日文学，而喜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存在的文学。这就是我喜卡夫卡、加缪的原因。我觉得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小动、饥饿艺术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了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是赤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无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