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知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去埋掉，在地上个牌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黎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红递给了娜塔莎。

“谁死了？”我问。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活。我们营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神变得异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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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

“对，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我照他说的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明天就可能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送葬的味。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故事之二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刚来看过她的。”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的工。另外，还有一匹拉泥车，我们这匹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厩里牵“海鸥”给我。我把它在装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鼻孔的全是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和看守的呵斥下活要好得多。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举不胜举。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尚行为吗？”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