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真正叫一个——气数。

刘：仔细审视，明太祖开创了一个权力分散格局，这假不了，但权力的集中也是真。分散权力的设计，真为的是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么？防范之需也。集中才是本。集中，便生后世的诸多祸患，此为历朝之通病，非有明一代独有。但明代的集中，过于离谱，乃至撤中书，罢宰相，遇到弱君执政时，内廷势力膨胀，宦官权，或外廷（内阁）大，其首辅权力甚至大于宰相，披着党派外衣的谋权者争权，几无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当遇到有为的君主，专权自用，几成惯例，到来还是躲不过一塌糊涂之结局。姜德成在他的《徐阶与嘉隆政治》中总结了一条线索，即，明初的洪永政治——无丞相的皇帝专权，嘉隆政治——内阁专权，到了明末政治——党争不断。再加上此前我们已讨论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在朱元璋的设计中，这严丝合的死保政权千万代的措施，怎么就成了后来的样？我也觉得，书中对此有省略。你是否愿意借此机会就此多说几句，以平息一类读者对作品的疑虑？

李：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此，我愿意引用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是轻视人，不拿人当人。这的确是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最本质特征之一。

在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中，人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虑到的。即便有所考虑，也是透过儒家思想和帝制传统结合后度扭曲的人；从而渗透了对治下人民的切蔑视。因此，那些制度设计中，对于皇家之“私”的考虑远远超过了对于天下之“公”的顾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建设看似严密，其实漏百，国家、社会、人民要为此付极为昂的成本，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特别厌恶钱穆谈到中国没有皇帝说过“朕即国家”这句混账话时的津津乐；在他看来，这情形表明了中国帝制政治传统中悠久的“自由”、“平等”和天下为公。我不知他是于何肚。我只知，就我的读史验，中国数千年的帝国政治史，本就是一朕即国家史。因此，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所有疯狂与残暴。

扭曲的人也是人的一，它不可能不发挥作用，不可能不在时间与空间中膨胀发酵。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拿人当人的人也不成人，不是报应在现世，就是报应在来世；不是报应在本人，就是报应在孙。于是，朱元璋的孽也就报应在他那些乖戾的孙上，如崇祯皇帝一家。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1）

（bsp;刘：前些天我写过一篇评论“历史写作”的短文，把你的“帝国”系列归此类。文中总结了它们的特，其中之一是史料的扎实。我这里有几个小例，希望阁下能就此谈谈写作过程中选材取料时的立场与方法。比如，关于严嵩的年龄。严生于1480年，卒于1565年，享年八十五足岁，以虚岁计，可说八十六岁；书中说他八十七岁，虽不算大病，但觉有些勉。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不妨谈谈。再如，关于徐阶举家迁徙江西一事，书中取最通俗的说法，认为是为结严嵩。但姜德成对此有极详尽的辩驳：“厌吴中之俗，择风俗淳朴之地徙之，是徐阶一生夙愿。”这于徐阶、明中后期的政治，显然比严嵩的年龄重要得多，阁下为何取“结严嵩”说？你对姜的辩驳怎么看？第三个小例，其意义更非前两个所能比的了，是有关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基本事实是，明初四宰相，有三人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