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奸之残暴”的影子。你曾经笑话我特别喜欢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真的，读明代史料越多，就越无法不扼腕叹息。

刘：朱元璋极其讨厌太监、宦官，可有明一代问题恰出在此一方面，是不是绝大的讽刺？先是英宗朝的王振，接着是宪宗朝的汪直。刘瑾便是在武宗朱厚照一朝得势，祸国殃民。武宗之后，世宗继位，曰嘉靖。严嵩此朝弄权，内阁获得巨大权力，宦官弄权现象得以遏止。此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渐露水面。水平高的首辅们争权不断，酿成明代中后期持续的严酷的###局面。居正之后，内阁的地位大为下降。不幸的是，熹宗时，魏忠贤勾结浙党，卷土重来，为患深重（此朝幸有孙承宗和袁崇焕，与大清周旋，才保住北方边境，否则多尔衮进京的日期可能不是1644年，而要提前十年）。书中很大篇幅写到宦官为害朝政，但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明代统治的许多问题正出此处，但书中于此缺少一种连贯，希望在此听到你的辩解和考虑。

李：这的确是一个软肋。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专门辟出一章来写这些宦官们。事实上，从郑和开始，王振、汪直、刘瑾、钱宁这些大太监颇有些可写的东西；好太监，比如万历、泰昌、天启前期的王安，不但人品高，而且学养也深，就连高层士大夫们都十分尊敬他。的确如你所说，明代的太监是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群体与政治现象。后来，两个原因使我没有这样做：

其一，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侧重展开的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军人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在这种制度之下，军队与军人在兼具国家的捍卫者和皇家的鹰犬这双重职能的同时，也将是皇家心头无药可医的永远的痛。我们民族优秀而杰出的军人，除了自污，鲜有良好结局者。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而在《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中，我着力想要展开的是，在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因此，才用了大量篇幅交待几位士大夫阶层的主流代表们的生前身后。而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得不把宦官们扯进来，否则会说不清楚当时的情形。于是，便陷入了一个写作技术上的两难境地：详细写，怕枝杈太多，冲淡了上述主旨；不详细写，就不幸被抓住了软肋。

其实，我曾经有一个打算：用某一个朝代专门交待皇家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不知能不能做好？也想请你不吝赐教。

第二个原因，则纯粹是篇幅上的考虑，害怕篇幅太大，读者会不耐烦。

刘：下面我要请教的问题比较复杂，说实话，提给你未必恰当，但淤积胸中，不吐不快。我先开个头，是关于明代治权的分散与集中问题。

朱元璋开国之初，采取一系列措施，撤中书省，政务悉归六部等等。朱元璋理政的特点之一就是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而崇祯帝勤于政务，有励精图治之心。但该帝确像其祖，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一开国一丧国，不正是整整一个轮回么？像是黑色幽默的经典段子，更像朱家天下的宿命——始于此，止于此也。有为，如太祖，留下那么一套“祖制”；有为，如崇祯帝，最后丧国。奇怪的是，国，为何未丧在不理朝政的万历手上？反倒丢在思宗朱由检的手里？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是理解晚明命运的节点，书中语焉不详。对，你大概已猜到我的疑问，是有意为之，还是可以理解的疏忽？

李：或许两个原因都有。

自从乾隆皇帝说出明王朝不是亡在崇祯皇帝，而是亡在万历之手这一段有名的评论之后，受到后世大体上的认同。事实上，像大明王朝这样一个巨系统，其崩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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