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鼎新除弊也有个速度快慢问题，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

仔细分析宋当时的境，与辽金夏的关系当中，国家存在边患，希望有维持国家安宁的力量，必须有财富的支持。但是，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又决定了财富的生产是有限的，的确可说“不在民即在官”。回来理解王安石变法，前提上，我们要承认变法的基本指向是有价值的。

李：也就是他有政治善意和明确的目标，可是我所说的改革成功的六个条件也就是这个他备。变法和保守之争，从最初的政治理念之争到最后沦落到利益之争，真是特别可惜。司光和王安石这样伟大的人格却被滥用了。

刘：我希望能将讨论从表象一步推实质层面。

再说司光，这样一个平有识见的知识分，为什么当他后来又有了权力，面对十七年变法积累下来的好的传统时，却可以不不顾，甚至罚保守派中支持保留变法好的内容的人士，决地把所有变法成果都撤销呢？为什么，恰恰在在位者上总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苏轼之类保守派，他们没有登上权位，就可以看到变法传统中好的因素，并且支持保留下来。

李：司光离开朝廷后，隐居洛写《资治通鉴》。回开封看见国库充盈而民众离失所，再加上《民图》事件。这些事件对司光的刺激可能非常之大。

神宗死，司光回洛被民众拦阻的经历，很有可能给他留下了刻的印象。请想想看，在首都街，被数百人拦在路上，要求他留下来救救百姓。像司光这样富有义的政治家，自然而然地就会将这一切与变法联系起来。

这些事情加起来对司光的刺激很大。他在变法十七年中反对变法的史料，我们找不来。虽然他被人推来作为反对变法的大旗，事实上却没有实际行动。可是我们可以想像，他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他给王安石的三封信写得相当客气，而王安石的《答司谏议书》却很刻薄。对这些事例一个人之常情的推断，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司光会全断然否定变法传统了。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7）

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司光那么急着改，用一年半的事件就把十七年的改革都废除了：那时他已经没有能力和时间来考虑周全了。司光回开封时已经六十五岁，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刘：可是他之后还是有保守派在台上啊。王安石不也是这样一“时不我待”？

似乎总是没有办法继承一制度一传统中值得保留下来的分。中国就是少有这保守（也就是继承，并非指的哪思想）的传统，信奉“不破不立”。

李：开国之初，除旧布新还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时正是大破大立的当，而且领袖人一般都有足够的威望与能力。同时，还没有过多的包袱而造成的积重难返，没有太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发展到中途再来改，难度可就大了去了。

刘：对。一个朝代被推翻，它就确实有很多“旧”东西坏到不能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