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抗金。此后，李纲成功地率领京都军民进行了京都保卫战，迫使金兵撤军。此时，如前所述，孙觌也主张严惩“六贼”，但却态度相当凶狠地要求对陈东严加惩处，并措词激烈地弹劾李纲，认为李纲煽动了这些请愿事件，“意在要君”，就是要挟君主的意思。

——在靖康之变期间，钦宗皇帝第二次来到金兵大营时，金人宣布废黜钦宗皇帝，立张邦昌为帝，逼宋钦宗脱下龙袍。此时，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皇帝痛哭，并痛骂金兵统帅，当场被杀死；随行的宰相等人跪地恳求，挨了鞭打；惟独孙觌，“不争得免”。

——不久，帝国父子两代皇帝作为金兵俘虏，被驱虏北上。离开首都汴梁时，京都臣民涕泣相送。据说，又是惟有这位孙觌不哭，只是站在那里冷眼旁观。

于是，力争惩治蔡京等“六贼”、强硬弹劾李纲与陈东、代皇帝草降表，再加上这“不争”与“不哭”，孙觌以他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组合了一幅极其诡谲的画面。

而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南宋立国之后，偏偏却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帮助孙觌摆脱了尴尬。

这位当时位高望重的人物就是张浚。

我们知道，李纲与张浚同样是坚定的对金主战派。然而，张浚却对李纲痛下杀手，导致当了七十七天南宋宰相的李纲被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再也没有能够得到为国效力的机会。有关情形，在拙著《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已有叙述，在此不赘。就在这一次，张浚捎带着为孙觌辩护，认为孙觌敢于弹劾李纲，没有做错什么，因此不应该受到惩罚。于是，孙觌回到朝中，并一度颇受重用。

这种极度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是我们解读上述孙觌那幅诡谲画面的重要背景与依据。

平心而论，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官员，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政见，这并没有错。若是在健康的政治环境里，毫无疑问，这甚至是应该受到鼓励的。遗憾的是，帝国政治环境远非健康，且具有重大缺陷。这就给后人诟病孙觌留下了并不理性但却充足的理由。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时间中发酵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族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到了后来的诸多世代，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相当普遍的、失去理性的激情之中。

这种情形大体如下：

在北宋之后数百年间，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形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大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形成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觌的立场，需要在此援引其中的部分叙述。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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