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奉上降表——就是乞求投降的文书，才可以放他回城。随后，金人连续四次退回降表，要求帝国皇帝必须使用四六对属也就是骈文来写作方可。结果，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以骈文著称于世的孙觌上。

孙觌在《与朱侍御书》一文中，记录了皇帝命令自己写作此文时的情形——

皇帝对孙觌说：“朕归心如飞，烦卿草一表，不可辞！”孙觌回答：“虽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是君父蒙难，不敢辞。”

就这样，孙觌以他的文学功底与才华，完成了这项皇帝待给他的、脍炙了金人之的工作。从而，给他自己带来了无穷的耻辱，并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里，始终受到大儒朱熹、四库全书馆臣们和文人学者们的猛烈抨击；以至于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被一些学者判定为“卖国贼”之属。

国家亡了，皇帝成了敌国的俘虏，这些显然更加耻辱，更加需要批判。然而，在我国的帝制传统与意识形态之下，士大夫们没有人敢于指责皇帝的罪恶，他们轻轻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将锋利如刀的文字对准了自己的同类——一个文学侍臣。这无疑表明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所有的重大缺陷和文化人士们传统的下贱与无耻。

朱熹不愧为一代儒学宗师。他在孙觌死后十六年，写了一篇加上现代标符号才二百字的小文——《记孙觌事》，对孙觌盖棺论定。堪称举重若轻、一字千钧。

（bsp;其文如下：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辞甚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太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与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以不免焉。孟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而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其事，因书以识云。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3）

如果说笔可以杀人的话，这篇小文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了。其文周纳、罗织臆测，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从此，注定了孙觌此人的遗臭后世。

而孙觌毕竟在官场上厮混日久，他于此事可能对自己的生前后产生重大后果，似乎早已心下了然。他写：“靖康国破，渊圣表降，亟援吾君挤陷于不测之危，岂复计此诛绝于中兴之后？”——为了救援皇帝脱离被挤兑万分的不测之险境，难还能够考虑自己今后的家命吗？

果然，中兴之后——赵构的南宋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孙觌代皇帝草降表一事便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一再遭到严厉抨击。他被视为“负国之贼”，大臣们要求皇帝予以严惩，倒是那位在南宋人中被颂为“中兴之主”的宋宗赵构，于此时说了一句公话：“大臣误国至此，教他怎奈何？”

这位皇帝也真够可以的，虽然是句公话，却也轻轻一句，便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到了大臣们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