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吴厚当初弹劾蔡确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蔡确私自扣留戍守汉的静江厢军这件事情弹劾他。弹章中就是告发蔡确私自扣留军卒，图不轨，这些罪证也是蔡确他自己作死，来的行为，别人也无话可说。何况，文彦博和吕公著也一直在找借把他贬到岭南去。

而且，章惇这个人一向胆大，本就是八闽人，又曾经就让于荆湖南路，对于南方的天气相当的习惯。所以，他对于岭南的天气要比蔡确适应的多。

因此，吴厚这样的法又一次开启了文字狱这个潘多拉盒。朝内位的那些士大夫们从此都害怕并厌恶他，文彦博和吕公著也都是文臣，自然就不会提这个小人了。

所以，赵煦真正掌权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贬斥朝中这些保守派的大臣，而是在第一时间下旨意，先将这几位被贬到岭南的变法派重臣全都传诏了回来。

太皇太后突然驾崩，形势骤然变化，以至于让他们于现在这么尴尬却有无法挽回的状态。（未完待续）

虽然，三位丞相，包括已经故去的太皇太后滔滔其实都知小赵煦对于他们的态度，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两个人当政的那个时候，得确实是太过分了。

可惜，吴厚偏偏就动了这个文官之间的禁忌。

后来，章惇虽然也被贬到了岭南，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吕大防、范纯仁和苏颂秉政了，这三位大臣相对于吕公著和文彦博，对于变法派的大臣还算是比较宽仁的。

曾布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虽然蔡和曾巩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情同父，可是，蔡却非常厌恶曾布这个人。

诏书中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人的官职，可是，知情的人心中都明白，小皇帝这是打算秋后算账、拨正反了。

这也就是蔡确死在了贬所，而章惇、曾布和蔡氏兄弟却能够在岭南存活下来的本原因。当然，章惇和蔡京到岭南，蔡卞到海南琼州就任，也都是托了蔡的福，他们才在路途上以及任上少受了很多的罪。最起码，他们就任的时候，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跋山涉的去岭南，而是可以乘坐蔡的海船直接从海路到达任所。

一切的结果，都要看小皇帝自己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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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并不在那几首诗词当中，而是在于，苏轼对新法有怨言，有疑问，都应该向王安石，向皇帝上弹章直接议论这件事，而不是像他那样，私下里在书信、诗词中抱怨这些问题，说得重一些，他这么，本就是在暗地里结党羽。

宗面前说得那样‘我大宋，以文立国，各朝皇帝都是优待文人。如果单从其作品当中断章取义，就说其人谋反，开此先例，长此以往下去，还有谁敢继续写诗作词。

章惇就比蔡确和蔡卞要幸运的多。他在元祐元年，同蔡确一起被贬京城，这个时候，刚刚赶上他的父亲过世。即便文彦博和吕公著再怎么憎恨他，也不能阻止人大孝。况且，父亲不同于岳父，蔡卞就是赖在王安石的坟前，也多只能守孝一年，而章惇却因此躲过了保守派的倾轧，整整三年的时间。

这一切，蔡卞倒是觉得理所应当，可章惇和蔡京却非常激这位晚辈。

一时之间，汴梁城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人立刻就变得更加惊慌不安了。

不久之后，吴厚也在郁闷当中黯然去世了。

范纯仁和苏颂倒是不怎么怕，两个人孤臣惯了，所以，从朝中理完政事之后，一直都是闭门谢客，而且，二人也没有继续再向赵煦上请辞的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