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受到的限制比吴可要大得多，不福建早已不复两宋时的繁荣昌盛，单单浙江军权落于湘军之手对他而言就是个不打击。没了军权就意味着他对浙江的掌握被严重削弱，本就搞不到多少财政资金支援他的大搞洋务思想。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福建也是山多多田地少，是大清劳务输的主要沿海省份，与各国洋人打的机会一都不比吴可少，在这期间受欧列各思想观念影响，又直面受列船炮利的威胁，认为大清已经到了必须革新才能继续延续下去的时候，响应此时突然兴起的洋务风成为定的洋务派骨之一，并且还不遗余力劝吴可想把他也一起拉洋务派阵营。

而在1860年代在恭亲王领导下，总理衙门在外事务的理上有较多的发挥，包括理《天津条约》之后的善后事宜等等涉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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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很是诧异的问，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一拍脑袋，不无自嘲：“瞧我这记，季兄可是定的洋务提倡者，来总理衙门也不希奇！”

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从没中断过，每月一到两封书信往来已成常态，关系没有因为距离的拉长而又任何冷淡迹象。

总理衙门主要负责外事务的执行而非决策，决策的权力主要掌握于皇帝（实际上是两太后）以及军机大臣决定，但因为此时负责的恭亲王和文祥都影响力的军机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获通过。

抵达京城这么长时间了，吴可不可能没跟左宗海会过面，会面期间为了将吴可拉上洋务派这艘战船，可没少向吴可兜售他的想法和理念。

两人是共事多年的老熟人了，从张亮基还在湖广总督任上便开始共事，然后跟随张亮基一起赴任河南，又同时跑到淮北担任军政要职，一直等到张亮基临危授命担任闽浙总督后才分开。

顾问和代奏朝廷。

吴可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与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保持密切联系，联手对付太平军的扰。

朝廷一开始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通商大臣驻天津，理天津庄（后改营）登州（后改烟台）三与外通商事务。

在此列环侍之时，单一的海上商路很不保险，必须得有一支实力劲的师作为保障。

福建此时虽然也有师，但那战斗力真心不敢恭维，只能沿着海岸线在渔民跟前抖抖威风，跟洋人的军舰一比好似壮汉跟前还没长大的豆丁，于是他便萌发了在福建搞船政的大胆想法……

不得不，左宗棠在原本历史上能成为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而且还立刻千古芳的赫赫战功，其胆魄见识都是这时代清人中的佼佼者。

吴可跟着桂良在总理衙门好好溜达了一圈，回到衙门正堂的时候，竟然一下碰到了洋务派两位旗帜大佬，左宗棠跟李鸿章！

左宗棠好奇的睁大了睛，并不大却给人以壮印象的也快步走了过来，一把抓住吴可的手猛摇了摇。

另外，光二十四年（1844）设立的五通商大臣（曾驻广州上海，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对外通商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

所以，老左对于吴可能在琼崖发现型铁矿，而且不声不响就开始了大搞洋务羡慕不已，这次回京除了规定的述职程序之外，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一洋务派大佬的支持，调动各地富余资源开始他设想中的洋务浪。

后来左宗棠改任福建巡抚，两人之间的互动联手才消停下来。而等到吴可调任两广总督，左宗棠跟着升任署理闽浙总督后，两方之间的直接联系又跟着密切起来，在军事，政治，经济，民生以及涉外事务上有许多合作。

“梦臣你怎么也在这里？”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福建想要发展起来不能模仿内陆地区，两宋时期福建的繁荣昌盛已经很好的给后来者指明了路，想要发展福建唯一可行之路便是大力发展海上航运。

“季兄你怎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