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朝廷必然把太平军当作心大患，必除之而后快，对黄河的泛滥只能“堪悯恻”，在“因势利导”“设法疏消”的幌下任凭黄漫。

咸丰年间，山东是大清人密度最的省份之一，如果每个村庄200人家每5人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

他们下才刚刚收获一场大胜，手下收拢起来的兵力跟大将早已离开，可不愿意这时候再和安徽清军大一场。

只有真正河南地界，才知因为黄河改的缘故，对河南造成多么大的创伤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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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表现却是极为彩，参战官兵受到朝廷大加封赏。

而两万大军的行军速度，就此被拖得跟蜗一般……

但一味的弹压可不是啥好事，总得找个机会补偿补偿心理不平衡的弟兄不是？

不过战斗又不是说有就能有的，安徽清军控制地盘内别说山贼土匪，就是稍微大些的帮派都受到严格监控，哪有可供上万人立功的对象？

吴可还没冷漠到可以对此无视的地步，一边派遣手下维持民秩序加治安理，一边急从后方调派囤积的杂粮和粮应急，同时还有组织有秩序的将靠近皖北地区的灾民护送过去，以填充治下越来越缺乏的青壮劳力。

民遍野，饿俘遍地，到都是面黄饥瘦的民，那一副副惨不忍睹的惨状实在让人心惊。

再说了，清剿境内匪患本就是当地驻军份内之事，小打小闹也没有多少功劳，只能让一小分底层官兵受益而已，没必要大动戈劳动大军。

当时的情景是，黄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皆散山麓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济南武定两府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多陷浸之中，人死者不可胜计。”

没想到瞌睡就有人送枕，河南官府的求援正好解了吴可的烦恼，兵助剿只不过顺手推舟的事儿而已。

决当年，山东巡抚崇恩统计，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八分者有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

安徽清军的异常调动自然引起金陵城中太平军的关注，立刻应对措施，安徽清军可不是善茬，太平军之前虽然连破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可在安徽清军手却是连连吃亏，这样的敌他们可不敢怠慢。

而1855年对朝廷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太平天国不仅在金陵建立了政权，控制了长江域的大片地区，而且它的北伐军一度打到北京附近，大清面临被推翻的危险。

待一切准备就绪，安徽清军两万余人浩浩杀奔河南而去。

情况很是不容乐观，大军行引来民无数，纷纷聚于营地附近想讨一饭吃。

俗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淮南之战让分乡勇队官兵获利良多，剩下上万没参战的弟兄不羡慕才怪！

黄河改受祸嘴者自然是山东，可是作为源的河南也好不到哪去。

先不说能不能打赢，就算打赢了不能一鼓作气将安徽清军歼灭那也是得不偿失损人不利己。

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

朝廷在9月6日的上谕中特别调堵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朝廷在黄河改前后的无为表现，使得这次黄河改的危害极为惨烈。

要说朝廷一作为没有吧也太过极端，只是效果实在让人无语……

没错，在太平军层心中，安徽清军已经是他们除之而后快的敌。

幸好安徽清军调动很快完成，驻扎在宿州，池州还有阜等地乡勇队跟楚军短时间集结完毕，埠为后勤中转基础由乡勇队后勤总吴天志坐镇。

1855年8月1日黄河决之初，朝廷曾设想堵。8月19日，东河河总督李钧派人在决作了一次实地勘察，测得决东西坝相距实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宽，这么大的决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一项大的工程，需用工几万至几十万，用银几百万至上千万。

吴可也听说了底下有不满声音，只是下乡勇队层团结一致没有异音，这才将这些不满声音弹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