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对这已经存在的诗集关上了大门。该怎么办呢？阿尔维又把目光转向了法国。1931年他找到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杂志《磁石》，它的版者是阿廷人埃尔维拉，还有古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古小说家。。埃尔维拉答应先在杂志上登载一些诗篇，然后再订版全书的合同。聂鲁达曾收到过《磁石》杂志发给他的电报，通知他此事，并许诺将给他寄5000法郎。但他始终没收到过这笔钱。《大地上的居所》这次也没好运，仍旧未能问世。

1932年，由于经济原因，智利驻新加坡领事馆撤销，聂鲁达返回智利，带着他那已经增厚了不少的诗稿《大地上的居所》。现在他的想法与以前不同，无论如何要让诗集版：不是在哪儿，不人们怎么评论。这一次，又是纳西门托版社接受了诗稿。1933年4月，纳西门托版社版《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1）装本，印数100册。终于，《大地上的居所》开始了它在诗坛上的存在。两年后，德里“十字与线条”版社版了《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5），这时它已“长成”为两卷本，即第一卷、第二卷。《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1—1935）的基调仍是比较灰暗的，但这时诗人已到西班牙任职，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步诗人，作品的彩比以前鲜明了。至此，聂鲁达了多年的梦——在西班牙诗集——才终于成真。他终于如愿以偿。为此而到兴的不仅是作者本人，还有他的忠实朋友们——阿尔维和西班牙年轻诗人们。这是聂鲁达和他的诗歌走向世界的开始。

18世纪70年代，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在德国掀起“维特”，年轻知识分纷纷仿效维特，穿上与维特一样的服装：蓝上衣黄背心，有的甚至像维特一样轻生自杀。这自杀固然是对现实的一抗议，但却是消极的、病态的。这效果是歌德始料不及并且非常反对的。歌德因此在第二版中加写了题诗：

可的读者哟，你哭他，你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声名；

请看，他的灵在向你目语：

个堂堂的男，不要步我后尘！

一个半世纪后，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智利。一个智利小伙在树下自杀，留下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书本打开在《意味着黑暗》这首诗的那一页上，一些诗行下还用笔画着加重线。这幕惨剧对聂鲁达震动很大，让他终生难忘。这成为他最惨痛的创作经验之一。他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对社会所负责任的重大。

20世纪40年代，聂鲁达已经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拉诗人。不少国家要求诗人准许他们翻译版他早年的旧作，却遭到了拒绝。他不愿意再版那些充满绝望、沮丧情绪的诗歌。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在树下留下一本打开的《大地上的居所》然后自杀的智利青年，他到这是对自己的一谴责。更何况，这时的聂鲁达，早已走了东方，走了曾经使他窒息的孤寂。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诗人，已经成为为了智利更为了世界各国的和平步而战的自觉战士。他发现、认识了一代满怀希望、勇敢奋的青年，他自己也早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49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洲保卫和平大会上，聂鲁达说：“重读那些我曾经认真地下过功夫的作品，我突然发现，它们已经不再有用了。它们太陈旧了，它们带着一个死亡的时代的苦难的烙印。一页一页，我重新阅读，仿佛任何一页都没有价值去重新获得生命。没有一页可以作为建设用的钢铁；没有一首诗能够给人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健康和面包。我否定了它们。我不希望这些往昔的痛苦给新生活带来沮丧。”投火斗争的聂鲁达，看到了未来和光明，告别了孤独和失望，告别了黑暗和死亡，他认识到作为诗人必须考虑社会效果，真正的诗人应该写真正的诗——建设生活的钢铁和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