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方现实生活的书。他生活在英国和荷兰民统治下的国家，残酷的民统治，给这些国家的生活打上了野蛮的烙印。他不能不直面浮游在周围的惨淡的人生，正视目惊心的苦难。每天都有千百人死于霍、天、病和饥饿。诗人见的是剥削、贫困和愚昧，接的是使他憎恶的民政府的官僚、商贾和公开劫掠东方珍贵文的盗。东方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

聂鲁达从东方，从他居留过的各个地方写信给阿尔维娜。像当年在圣地亚哥膳宿公寓里一样，她的大照片被郑重地摆在独小圆桌上。这样，那双他觉得总不肯专注地凝视他的睛就不能不白天黑夜地注视着他。诗人把新写的诗寄给她，并告诉她：“你会发现，我的诗仍然是为你写的。”“那些最好的诗都是写给你的。”他寄去航空信，对她说，“从来没有一架飞机，会装载这么多亲吻。”阿尔维娜于康普西翁大学毕业后，了一所实验学校当教师，不久即被派往比利时修。诗人的信件很快就追踪而至，源源不断地寄到了阿尔维娜比利时的住。

聂鲁达，就像“一个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到无依无靠，到孤独又寂寞。这孤寂，“得像监狱的墙，即使你拼命尖叫号哭，让自己一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他“孑然一，揣着一颗被异乡之夜的黑暗折磨得痛苦万分的心”。没有人知，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禁叹息：“我可的小小的祖国是如此遥远！我和我所的一切人以及我的书是如此隔绝！”他怀念那如此遥远的可的小小的祖国，怀念他所的一切人，而最让他思念的人就是阿尔维娜。

诗人作为领事的外官职权，他每隔3个月才有机会行使一次。到时候会有一只船从加尔各答开来，满载加工船帆的固石蜡和成箱的茶叶去智利。于是诗人就得发疯似的整整忙碌两天，在所有的有关文件上签字盖章。然后，无所事事地等上3个月，才有下一班船从加尔各答开到。在这漫长的3个月中间，没有一个缅甸人想去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遥远的智利；也没有一个智利人，哪怕是偶然绕，路过缅甸。诗人只能隐士般地独自在市场和寺院闲逛，消磨时光。

诗人在让人厌烦、痛苦、麻木的孤独中焦急地盼望着、等待着，受着煎熬。他经常不得不一连几周缄不语，因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谈，甚至和仆人都找不到谈话的机会，本不需发号施令，这个比影还要安静的仆人就安排好了一切。诗人的焦灼、失望以至愤怒，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他曾把在街上游、无家可归的狗抱回来伴，没想到这些狗也如此无情无义，吃饱了肚就跑没影了。他甚至怀疑起自己还会不会说西班牙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要求他们寄一本西班牙语字典来，在这几乎没有机会用西班牙语的环境中，他非常担心自己在写诗时会犯文法、拼写上的错误。

这些信，一如既往，满载着思念和恋。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敦促。诗人要求阿尔维娜尽快到东方来和他结婚，为此他已好了一切准备：他已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了必需的经费……他再不能忍受孤独的折磨，他已经受够了。诗人郑重地对阿尔维娜说明：这是决定他们在生活中能否走到一起的最后机会。如果她执意不来，他将不得不和别人结婚。这不能怪他无情，最残酷的是她不肯来。因为，诗人从来没有像她那样过任何人！他周到而地告诉阿尔维娜应该怎么乘船来，什么时间，该在哪儿上船……焦灼的领事每天都在想：她今天可能会到？

在圣地亚哥，聂鲁达朋友成群，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之中。而在这遥远的东方，他却落无边的孤独中，过着形同放的生活。他所在的国家，等级森严，分为两个互不接的世界。当地人不能专供骄横的宗主国官员、商贾使用的地方，而这些生活在国中之国里的所谓上等人对当地人则充满鄙视。聂鲁达和这些偏见很的欧人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他称他们是雅的无耻之徒。最初他得到各“忠告”，后来他们就不再跟他打招呼。但他们的抵制反而让诗人兴：“说到底，我到东方来不是要同来去匆匆的民者共，而是要同那个世界的古老神，同那个不幸的人类大家生活在一起。”（《回首话沧桑》）

诗人焦急地、长久地、无望地等待着，他等到的是从比利时退回的他寄给阿尔维娜的挂号信，信上批着：退回原，他绝望了。当阿尔维娜返回康普西翁后，诗人写去了一封绝信。他原本希望阿尔维娜能成为自己的妻，以了他们多年情的夙愿。但是……现在，他要求：销毁留在她手中的他的所有信件和品，退还他给她的所有照片。

诗人知，在这块土地上千百万人劳作，睡眠，生，死亡；他们没有住所，没有粮，没有医药。这就是以文明自诩的民主义者对它的民帝国的恩赐。它离开自己的原有臣民时，没有留下学校、工厂、住房、医院，只留下监狱、垃圾，还有贫穷和苦难。诗人动情地听过神忧郁的当地青年以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反抗的歌，他们力图反抗贫穷和神明。这一片萦绕着影和香气的大地发的神秘旋律，和它那说不清不明的谜一般的激情，以一不可抗拒的魅力引诗人真实生活。但是，“怎样才能不被当作敌人而与那个激动人心的世界接近呢”？这是他遇到的又一难题。全然不相通的语言，迥异的文化传统，使他始终只能是个游离于东方社会生活之外的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对于这一，诗人在《回首话沧桑》中说得很形象：“在每晚都穿无尾长礼服的英国人和材大得难以够着的印度人之间，我只有选择孤独。因此，那是我生平最孤独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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