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他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事和人们的本质、天。……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路都是开放的……诗人如果掌握了人民和自然界这样一个大的力量，他就可以走得非常远。……有了这一切力量，一个诗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诗人本人的阐述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对笃信共产主义的聂鲁达冲击很大。他虽有过迷惘、彷徨，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仍然不懈地航行在大海上，航又归来。在世界各地，在智利南北，到都留下他追求的足迹、奋斗的影。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更是直接参加了智利的总统竞选活动，并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他拖着带病的，再次挂帅征。他要为智利人民寻找更多的朋友，为智利的富争取更多的援助。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10年间完成版的作品将近20。他去世后版的9遗著也完成于这个时期。

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状上写着：“因为您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瑞典学院院士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在介绍诗人获奖原因时，称颂他的作品有“世界意义”，“与人类和大地和谐”，“讴歌奋斗”，“为维护理想和未来呐喊”，因而“有益于全人类”。

在谈及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时，卡尔·拉戈内·西耶罗曾颇有几分无奈地承认：“要想用几句话就勾勒聂鲁达的创作轨迹，无异于是妄图用小匙舀满载的四万吨位。”在中文里有个更彩的说法，即无异于是以蠡测海。而评论家们则作如是说：聂鲁达一个人完成的是一打诗人的工作，他的诗作构成一个宇宙。

据略统计，聂鲁达的作品（包括遗著和去世后由他人汇编的诗文、书信集）有50余，其中不少是大作品。如诗回忆录《黑岛纪事》，由5卷组成；《漫歌集》，约1?5万行；散文集《我命该世》，7卷近500页。诗人的作品全集——还不是最终版——已超过5000页。

更富有意味的是聂鲁达作品传播的广泛和普及。他的作品几乎被译成世界各文字，不仅是大语，就是较偏的小语，如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斯洛文尼亚语等都有译本。聂鲁达作品的印刷版数以千计，印刷册数则以百万计。他的诗歌在全世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

在拉文学史上，聂鲁达是现代主义崛起之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善于汲取民间诗歌的奔放神和夸张手法，以烈的情，丰富的想象和词汇，表达对于自然、祖国和人民的，对于敌人的憎恨，抒发理想，表现社会、人生的重大题材。他的作品有度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他对拉丁洲和世界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聂鲁达是现实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至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诗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明确阐述。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理，也有些许失误。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有全理，也有全非理，即有全的诗。

“我喜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书的整，甚至喜书脊，但是我不喜各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派、不分等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