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告诉我们，政治家梦想破灭、心灵破碎是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

“信上帝别信人！”

“信上帝别信国王！”

看看当代政治历史吧，看看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他最近版的《生活和信件》能使我们了解现代政治家的生活。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被基督教堂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的成就堪比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和议会演说家的成就。他的成功归功于他尚的德和他的学术能力，没有哪位财政长能像他那样激励国人。他演讲简单、直率、朴素，和格莱德斯通先生的预算、和迪斯雷利先生的演讲完全不是一路。在他的简洁和信仰里能受到他对上帝是多么信任，同时也理解了他的结论是积极探究和理思维的结果。当时我们本没想到这个人能平安地应对经济危机。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儿，就能当上辉格党的领袖。也许他并不只是神的简单结合。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文学特和政治特征更是如此。和当财政大臣相比，他更愿意当《丁堡评论》的编辑。事实上，编辑工作更对他的脾气。在文艺批评界，尤其在否定文艺批评理论方面，他都是领军人。他对培作品的评论见解独到，摒弃了内布尔的陈词滥调。他不是简单地破坏，也不是简单地合成，他带来的是光明，而不是粉饰。如果你熟悉纽曼博士最新力作《统一语法杂文》，就能从每页中看到完全矛盾的观，你或许会对他的神主导思想了解一二。他是传统习俗的破坏者，然而他没能留给后代孙永久的丰碑。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他写信的时代，写信还是一艺术，邮费很贵，人们不得不多挣钱才邮得起信。那时的信内容很充实，那神是后辈政治家和作家所欠缺的。他谈到同时代的人过于严肃，但也许人们实际上没有他写得那么严肃。单从他的文字上看，他的推理有些过分盲目，他写的是常识，但却透他是绝对的天才。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对于克里米亚的征战也不报任何希望。他无法欣赏和他不一样的天才，他不明白狄更斯和麦考利的作品为何永远受迎。他文学甚于政治，他很讨厌议会开会，在失去议会席位后，他觉得很难再愿意议会。不过，很遗憾，他后来成了内阁长。他的书信引人之在于碰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学，这对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很有帮助。当他继任为财政长后，他提过格莱德斯通先生对他很好，对他帮助很大。他十分苛刻地评论麦考利和培的文章：“他们对古代哲学的评论大分都极为浅薄无知，毫无理、毫不通顺。对一些华而不实的装饰有着一幼稚的、小丫般的喜。很难想象，这心态竟自一个几乎四十岁的男人，我更相信麦考利充其量不过是个善于玩辞藻的人。”他说得有些地方对，有些地方不对，不过我们能看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本不欣赏和自己毫无共同之的人。刘易斯爵士没有意识到麦考利的天分。事实上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读过麦考利的作品，可没几个人知《政治观察和理思维方法》和《早期罗历史的可信度调查》。他最近的书是他最好的一本，是他从1783年到1830年在大英政府统治时期，在《丁堡评论》发表的文章合集。在第十三卷历史书信中有这么句话：“太长，细节过多。”路易斯写到如果他把所有历史都记录下来，供现代人餐飨，十三卷都不够，得三十卷才行。

再有就是一些他对同时代的人的评述。他评论迪斯雷利说：“迪斯雷利攻击较，可一儿都没说到正。”对于罗伯特·尔他说：“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有多，作为公众事务的领导者有多伟大，如果他不是一个领导，他的价值反倒很大。他的界不宽，理论联系不上实际，没有看到山雨来的改革。尔的死对尔派来说影响很大。格雷厄姆是伟大变革的受难者，当尔的朋友一个个地离去，只有他还一直和尔站在一起。对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这就像卸掉了一个大的包袱。”下面一段话也许是对当代平民院最严厉的批评，我们用这句话结束本章。很遗憾乔治先生并没有提到基督徒，很显然，他并不认为单凭基督教就能阻止某些人于私利攻击公众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