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思维，杜绝钻角尖。应该说，冯友兰对于清华大学人文的发展以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冯友兰游访欧洲回来以后，他便和叶企荪一起向清华大学提了一个章程草案，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委派学生赴德国换生，以此来促文化的和学术的研究，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提议。毕竟德国曾经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刚刚经历法西斯浩劫的中国人民一时间还对这个国度心有余悸。但是，冯友兰却秉着学术的态度提这个建议，对此，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十分支持，并在学生中选派了乔冠华、季羡林、郭福堂等三位学生赴德国学习。这几个人，日后都成就了各自的一番成绩，在政界、文学界、医学界都是响当当的人。其中季羡林在晚年回忆起赴德留学一事时，仍旧慨地说：“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他（冯友兰）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换研究生的话，我本到不了德国。”

对于学生们，冯友兰经常教导他们“阐旧以辅新命，极明而中庸”，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旧新命。”大致的意思便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雨打风，至今仍旧生机，这意味着它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将是新的使命，而这个新的使命便是建设现代化，让国家富起来、民族从此兴盛起来。

对于大学的培养问题，他曾经明确地表述：“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在他看来，所谓的“人”，是指对社会、对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个，他们不仅要对他们所专注的东西有所欣赏，对于以往的以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懂得欣赏，比如文学、音乐、术等。此外，大学除了教授学生们专门的某项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欣赏世界的心、探索世界的主动以及对社会行判断和了解的大脑。如此，学生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懂得思考的人，而不是一只只会接受已有结论的皿。

冯友兰用“继往开来”一词描述他所理解的大学工作，如果大学只是起到传授已有知识的作用，那么它也就和那些时兴的职业学院无异了；而且大学老师不应该仅仅只会教书，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反映自己的思想的书籍。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冯友兰在将哲学作为毕生追求的同时，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华，否则，只不过是一照本宣科的机罢了。

于对学术的尊重以及对独立研究的客观分析，冯友兰多次提应该把“学校”和“学术”区别开来，因为学术本是一件极为纯粹的事情，如果夹杂了其他因素，学术就会变了味，最终起不到研究真正的意义，生生地被演变成了摆设。这样的开创的建议，即使是在现在，也未尝不是需要勇气的。如今的大学教育，虽然件设施、学生质量和研究支持都比起之前遥遥领先，但是老师的学术纯粹却比以前减弱了不少，许多教师已经不是纯粹地传授业了，他们有的仅仅是为了糊，有的是为了混些名声，因此现实的利益束缚住了研究的双手，最后在文山会海、论文累牍的大背景下成了一个照着书本讲演的提线木偶。

冯友兰提倡独立，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鲜明地带着独立的彩。他所的思考往往都是立足于当下，比如他选择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混沌浑噩，因此才促使他想要通过哲学来拨云见日。同样地，他的哲学研究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甚至用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现实，并就此一番不同凡响的研究，比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冯友兰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名字就叫“泽东思想研究”，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需要勇气的。

以上这些关于冯友兰在思想上的开拓创新只是冯老工作生活中的一分，虽然无法长篇累牍地细细讲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哲学大师在思想上所有的连年轻人都不及的创新神。应该说冯家的人都有这样的神特质，比如冯景兰，他所学习的地质矿床学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奠基学科，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创新地提了“封闭成矿”的概念，由冯景兰率先提的这一课题，直到十几年后才成为世界研究的门课题。而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笔下的女人对封建礼教抗争、独立意识厚等特，也是当时文坛少有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