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兄弟姊妹们生活中的一分。

冯友兰夫妻也如同当年冯台异夫妇一样，对孩的学习分起工来，冯友兰负责选诗，任载坤负责监督背诵，短时一天一首，如果碰上长诗的话则每天背上一段。这样的分工使得为父母的冯友兰夫妇能自然地参与到孩的学习中去，让整个冯家的学习气氛变得十分洽与和谐。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但是孩们却成长在一个温幸福的家里。父亲著述有成、母亲持家得，因此孩们还是能从读书声、笑声中获得快乐。然而，在民族大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冯友兰夫妇虽然对家的温十分依恋，但却没有因此而选择退避时局、偏安一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不仅赶制衣送去前线，还熬制粥给护校的人过夜御寒。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还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一起募捐问抗战负伤的官兵，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冯友兰发的叩问，让人备血脉偾张：“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冯友兰一家也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搬迁，最终定居在云南蒙自。此时的冯友兰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她的哲学系奠基之作《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当时冯友兰的儿女们虽然年纪尚幼，无法读懂这些的文字，但父亲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些孩们。冯友兰在蒙自潜心写作时，他的儿冯钟辽就曾经帮着父亲抄稿件，此时的宗璞也兴致地加其中，但因为年纪太小，只能涂鸦捣，因此冯友兰并未准许她接近那些书稿。但是，这却让孩们从小就觉得读书识字、说文解字、著书立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冯友兰每天到办公室理事务，孩们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们日常的习惯是先认认真真地学习一阵，然后在轻轻松松地四玩耍。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冯友兰小时候在衙门里随着父亲生活，同样也是先跟着教书先生学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便由他们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忙着理衙门里的事务无暇顾及孩们，只由着他们自己玩乐，而冯友兰却会在闲暇之时，带着他们到湖边去散散步，领略翠柳蘸湖的趣味、听闻朱雀在枝唱、闻闻湖里的荷的清香。

抗战的年月里，战火纷飞，虽然西南联大的丛中那些学的剪影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时下的动，但是学生们频繁的动亦让整个学校的氛围异于往常。有些人满腔血奔赴战场，希望以血之躯保卫祖国于危难；有些人奔赴革命圣地，希望在红的星星之火中寻求国家的未来；有些人留守在学校，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燃烧尽自己最后的光和……对此，冯友兰援引《左传》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励着学生们在纷的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国之路。

当时，整个学校从上至下都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不安，在昆明的日里，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跑警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成了学生们的另一个习惯。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飞机从上飞过，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报，甚至跑到坟岗上去了都还继续上课。若年后，有联大的校友回忆，当时冯友兰就曾经站在空袭后的炸弹坑上讲课。这神很令我们动，在那样的环境中，放望去一片废墟，但是没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来，而是依旧毅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冯友兰如此举动，他的孩们同样定不移地学习着。当时女儿宗璞在联大附中上学，孩们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他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遇上下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撑着油纸伞，有时几个学生还共用一把伞，一边听课一边听着雨打纸伞的声音，和着老师的讲课声、学生们的朗读声一起耳。老师们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有时雨大一衣服就会被浸，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们授课的情。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孩们从未想过放弃学业，正如宗璞所说：“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应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