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也许夺去了书稿，以便随心所地大手脚，等到我死之后，可以他们的意思版发行。不贝埃神甫如何言巧语，我都始终觉到，耶稣会士们不喜我，不仅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所有准则比我的同行们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背他们的教义和威信。加之狂的无神论者同狂的有神论者都有不容忍的态度，他们的观甚至可能互相接近，如同他们过去对中国的问题一样（）2，也如同他们现在反对我时那样。而合理的和有德的宗教则不然，它因而取消了一切人对信仰的权力，而使得掌握这权力的专断者成了无本之木。我知大法官先生（）3同耶稣会士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担心其被父亲的吓住，被迫把他保护过的那作品去。我甚至认为从他们开始对两卷的求疵之中，看了尔泽布尔撒手不的后果，因为他们毫无理地要对两卷行改版。而另外的两卷，大家不是不知，尽是些激烈的言辞，如果像对两卷那么审查，非推倒重来不可。此外，我还知，而且，尔泽布尔先生也亲对我这么说的，他是责成格拉夫神甫监督该书的版的，而格拉夫神甫也是耶稣会士们的一个拥护者。我到看到的都是耶稣会士，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已在被消灭的前夕，为了求得生存，要的事多得很，何故与一与己无关的书的版过不去。我说“没有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清清楚楚地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尔泽布尔先生一得知我有这想法，便特意指来反驳我。他是从我的另一个想法得知我上面的怪想的。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要想判断他毫无所知的人事，当然是错误百的，因为我从不愿意相信耶稣会士们已自难保了，我把广为传的闲言看成是他们用来麻痹自己对手的一诱饵。他们往日无事不成，无可争议，致使我对他们的权可倾国产生一极其可怕的印象，竟至为议会的威信扫地而悲叹。我知舒瓦尔先生曾在耶稣会士那儿学习过，我知蓬杜尔夫人跟耶稣会士们相得不错，我也知他们跟幸和权臣结成的同盟，始终对双方反对共同仇敌似乎都很有利。廷好像是撒手不，而我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遭到什么严重挫折的话，那么，能有足够力量打击它的也绝不是议会。因此，我据廷这袖手旁观的态度，判断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据的，他们的胜利也是有征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所有传言中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一伪装和诈，认为他们平安无事，有的是时间来理一切事情，所以我信他们不久就将粉碎冉森教派，粉碎议会，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所有不接受他们役的人。我也信，他们如果终于让我的那本书版的话，那也是在把它改成为他们可资利用的武，并借重我的名字去吓唬读者。

我当时已到自己快要死了。我很不明白，这胡思想怎么竟然没有置我于死地，因为我一想到我这本最有价值、最优秀的著作在我死后将使我名誉扫地，我便不寒而栗。我从来没有这么怕死过，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在那情况下死去的话，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在今天，我睁睁地看着最险、最毒辣的谋正在毫无阻拦地付诸实行，我也会死得比先前心安气顺得多的，因为我信我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还我清白的一个证据，它迟早都会挫败那些人的谋的。

尔泽布尔先生目睹我的焦躁，并倾听了我的怨愤，费尽心思地安我，这证明了他有着一颗菩萨心。卢森堡夫人也致力于这一善举，曾多次去迪舍纳那儿，了解版的事怎么样了。最后，书又继续印刷了，并且展得顺利，可我始终没明白它为什么搁浅的。尔泽布尔先生劳动大驾，前来蒙莫朗西安我，他总算让我平静下来，因为我对他的正直绝对信任，消除了我那可怜的脑袋里的疑惑，所以他安抚我的话便句句耳。他见我忧心忡忡、惶惑不安的样，自然觉得我非常值得同情。他也确实在可怜我，因为他又想起了他周围的那帮哲学家经常不断地给他输的话语。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声言我在那儿是待不长的。当他们看到我持住下去时，便说我这是因为执拗，因为自尊，因为羞于改，但又扬言我在那儿会闷死的，而且说我过得非常不幸。尔泽布尔先生信以为真，还写信来劝过我。我如此敬重的一个人竟有这错误想法，让我颇为伤心，于是，我便连续给他写了四封信，向他阐述我这么的真正动机，我如实地向他描绘了我的情趣、我的志向、我的格以及我心中的所思所想。这四封信我没打草稿，笔走龙蛇地信笔写去，甚至写完之后也没复看一遍，它们也许是我这辈写得如此顺畅的唯一的东西，尤其是我当时万般痛苦，极度颓丧，这就更令人惊奇了。我自觉已心力瘁，一想到我在正直的人们心中留下一对自己极不公正的看法，不觉悲从中来，因此，我便力图通过在这四封信中匆匆拟就的纲要，来多少代替一下我已计划好的那回忆录。这几封信尔泽布尔先生看了兴，并在黎拿给人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此详述的东西的概要，正因为如此，它们值得保存下来。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箱中见到这几封信的抄件，那是经我请求他让人抄的，并且，几年之后寄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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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使我伤心的事就是，在我死之将至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信赖的文人，让我能把我的文稿在他的手里，等我死了之后，为我行整理。自从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便与穆尔杜上了朋友。我很喜这个年轻人，真希望他能来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一愿望，而且，我认为，如果他的事务摆脱得开，家里人也同意的话，他本会很乐意地此善事的。由于不能遂愿，我至少想向他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因此，便在《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一书版之前寄给了他。他很兴，但我觉得他在回信中并没有表现像我当时期待着该书效果时那么笃定。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别人没有的几篇东西。我给他寄去了《悼故奥尔良公爵》，这是我替达尔神甫写的悼词，神甫并未宣读，因为他没有料到，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一直在继续着，甚至顺当地完成了。我还发现有一是奇怪的：在对两卷非着改版之后，人们对后两卷却一句话也没说，对其内容并未挑剔就让版了。可我仍旧有不放心，我不得不说一说。在害怕耶稣会士之后，我对冉森教派和哲学家们也害怕起来。我是一切所谓党派帮系的敌人，我从来就不指望这人对我有好。“长妇们”一段时间之前，离开了他们原先的住所，在挨着我的地方住了下来，以致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得到在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从他们的园，轻易地就可以翻过与我的塔楼相隔的那堵矮墙。我曾把这个塔楼改作我的书斋，所以我在塔楼里放了一张桌，堆满了《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好的散页。人家随印随寄，我便随即将这些散页装订起来。因此，在人家版之前，我的桌上已经早有我的全成书了。我的愚蠢，我的虎，我对我囿于其园之中的达斯先生的信任，使得我常常晚上忘了关好塔楼的门，而第二天早上便发现它大开着，要不是我觉得文稿被动过的话，我还不会惊慌的。我好几次注意到这一之后，便小心些了，把塔楼的门关好。但门锁不好，锁不牢。由于我开始留心了，所以便发现比让门大开着时翻动得更加厉害。最后，我装订好的书中有一卷竟然丢了一天两夜，不知去向，直到第三天早上，我才发现它又回到了我的书桌上。我未曾也从未怀疑过达斯先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外甥迪莫兰先生，因为我知他俩都喜我，而且我也完全信任他们。我开始对“长妇们”有所怀疑了。我知他们虽说是冉森教派，但与达朗贝尔有联系，而且住在同一所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