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着住进退隐庐，等不及美丽春天的到来。新屋一收拾停当，我便赶紧搬了进去，引起奥尔巴什一伙的一片嘲笑，硬说我耐不住三个月的寂寞，很快便会害臊地溜回来，同他们一样在巴黎生活。可我，十五年来，一直背离自己生活之所，今日得以返璞归真，我哪还会去管他们的耻笑。自从我不由自主地被抛进社交场上以来，我一直都在缅怀我那可爱的沙尔麦特以及我在那儿的恬静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适合退隐和乡居，在别处生活我不可能幸福。在威尼斯，公务繁忙，荣任类似外交使节的职位，满怀着加官晋爵的骄傲；在巴黎，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旋涡之中，享受着朵颐之快，观赏着戏剧的辉煌，沉浸于虚荣的幻海之中。但我始终回忆着往日的丛林、清溪、悠然的漫步，这使我意乱情迷，勾起我的嗟叹，引发我的憧憬。我之所以能屈从于所有的工作，屈从于强打起我的精神来的种种野心勃勃的计划，都不外乎为了一个目的：有朝一日，过上我此时此刻正庆幸将要接触到的那种幸福恬静的乡间生活。我原以为只有相当地富足之后才能过上这种生活，可我现在并未富有，竟也能不必富有，通过截然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我有点名气，有点才气，又很俭朴，而且摒除了所有为堵他人的嘴所必需的一切花销。此外，虽然我很懒惰，但我只要愿意，还是很勤劳的。我之所以懒惰，并非想无所用心，而是一个独立之人所有的那种懒散，只是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活。我那抄乐谱的活计既出不了名，又无大的油水，但很有保证。社交场上的人很满意我有勇气选择这一行当。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就能活得下去。由《乡村占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剩下来的那两千法郎，使我不致捉襟见肘，而且，还有好几本我正在写的书也使我无须敲诈书商，足以贴补生活，使我不必疲于奔命，可以从从容容地干活，甚至还有空去散散步。我那三口之家，人人有事干，花销也不算大。总之，我的收入与我的需求和欲望相比，入可敷出，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所选择的方式像像样样地过上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本可以完全投向最有油水的工作，用我的笔，不是去抄乐谱，而完全去写作，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我会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了。但我感到，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情。我的才情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以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情永不枯竭。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刚劲伟大的东西来的。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不会使我写得好。如果成功的需求没有把我投进阴谋集团的话，也会让我想方设法地去说一些哗众取宠的事，而不是去说一些有益的和真实的事情，那样一来，我就成不了我可能成为的一位卓越的作家，而只会成为一个蹩脚作者。不，不，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行当时才会是卓绝的、可尊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了活下去而在思考时，那他的思想就太难高尚了。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成名。我把我的书奉献到公众面前时，深信自己是为公众利益说了话，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我的书被人摒弃，那就活该那些不愿从中得益的人倒霉。而我是用不着靠着别人的赞同来生活的。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行当本身也能养活我，而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书倒是能卖得出去的。

我是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离开都市，再也不在都市中居住了的。后来，我虽在巴黎、伦敦或者别的一些城市有所逗留，但那都是或路过，或不得已而为之，我并没把它们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着她的马车前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她的佃户负责搬运我的一点行囊，我当天便住下了。我发现我那小小的退隐之所虽说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干净利索，颇为雅致。精心布置它的那只惠手使得它在我眼里变得无法估量的可贵，我觉得成为我的女友的客人、住在我自己选定的又是她专门为我建造的屋子里，真是美不胜言。

虽然天气寒冷，甚至还有残雪，但大地已开始复苏。紫堇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绽开了叶芽，而且，我到的那天夜晚，几乎就在我的窗前，听到了黄莺在毗连屋子的一片林子里歌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忘了自己已经搬家，还以为仍在格勒内尔街住着。突然，一阵鸟儿啁啾使我猛地一颤，我激动不已地嚷道：“我的所有心愿终于顺遂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周围的乡间景物。自翌日起，我没有去整理新居，而是踏勘了住所四周的每一条小道、每一片矮树林、每一处灌木丛、每一个角落。我越是仔细查看这美丽的退隐之所，我就越是感到它是为我所造的。这个幽静而不荒野之所是我恍如遁迹的天涯海角。它有着在都市中所见不到的那种种动人的美。当你突然置身其中，你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离巴黎只有四法里之遥。

沉浸于乡间情趣之中数日后，我才想到整理一下故纸堆，安排一下自己的活计。我像从前一贯做的那样，上午抄乐谱，午后带上拍纸簿和铅笔去散步，因为我向来只有在露天下才能写，才能想，所以我不打算改变方法，我打算从今往后，把几乎就在我门前的那座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有好几部作品动手了，我又重新审阅了一遍。我脑子里有不少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城市的喧嚣，在这之前一直进展不大。我原打算分心的事少点的时候，多加一把劲的。我想，这一回我可以得偿夙愿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病歪歪的人，又常往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城堡跑，而在自己家中又经常为一些无所事事的好奇者所死死缠着，而且还总要用半天的时间去抄乐谱，如果大家数一数、算一算我在退隐庐或蒙莫朗西的那六年之中所写的东西，我敢保证，他们就能发现，如果我在此期间浪费了时光的话，那至少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的。

在我已经动笔的那些作品中，我构思得更久的、更加兴致勃勃在写的、我打算倾注我毕生精力的、而且是我觉得能让我闻名遐迩的作品，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开始想到要写它已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威尼斯，我有机会注意到那个被捧上天的政府的种种弊端。从那时起，我的视野因对伦理学的历史性研究而大大地拓宽了。我看到，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关联的，而一国人民不管怎么行事，都将只是其政府性质使之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什么是最美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便缩小成为这样一个问题了：“适于造就最有道德、最为开明、最为聪慧的人民，总之，广义而言之，适于造就最好的人民的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我看出来了，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极其相似，即使不尽相同：“其性质始终最接近于法的政府是哪一种政府？”由此而产生了“什么是法”的问题以及一连串与之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到，这一切在把我引向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将有益于人类的幸福，特别是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而在我刚刚去过的那一次，我在我的祖国并未发现如我所想的那些比较正确、比较明晰的法律和自由的概念。而且，我曾认为，以这种间接方式为我的同胞们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最能使之原谅我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看得更远一点的。

尽管我写此书已有五六年了，但进展仍旧不大。写这一类的书籍需要思索、闲暇和安静。而且，我是悄悄地写这本书的，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连狄德罗我都没告诉。我担心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和国家看来，我的计划过于大胆，也生怕朋友们的惊惧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够不受压制地写出该题目所需之一切。当然，我生性不喜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揪住不放，在公正方面，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无疑，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从不违反其法律，而且很注意自己，不去践踏国际公法，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我很清楚，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出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我在别处出什么东西，法国都管不着我。甚至在日内瓦，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在日内瓦，不管我的书是在什么地方印制的，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妄加指责。这种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正如我在《爱弥儿》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若是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就绝对不可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给我好脸看，但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誉。

根据事态发展认为我上了自己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我只晓得，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致我所受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一部书，早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发表，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寻机挑衅——起码阻止一下该书在法国的出版。此书在法国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伊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爱洛伊丝临终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弥儿》中的一切大胆言辞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激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书的飞语流传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辞了。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另一项几乎性质相同但计划新定的工作，那就是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选。鉴于叙述的连贯，我此前未及谈到。此想法是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甫提起的。不是直接向我提起，而是通过迪潘夫人向我提出的。迪潘夫人也有心让我采纳这一想法。她是曾视老圣皮埃尔神甫为宠儿的巴黎三四位大美人儿之一。如果说她肯定不是独占他的女人，那她至少也是同埃居荣夫人共宠这位神甫的。她对神甫的缅怀保持着一种使双方都受到敬重的尊重和爱戴，因而，她若是看到她朋友的那些胎死腹中的书稿能由她的秘书妙手回春的话，她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这些书稿中不乏绝妙的东西，但表达甚差，以至于难以卒读。奇怪的是，圣皮埃尔神甫一向把自己的读者视为大孩子，可他对他们说起话来竟像是在同大人说话，完全不顾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接手这项工作，一来这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创作的人，适合一个以思索为苦、宁愿对其胃口、阐释光大他人思想而不标新立异的人。再说，我并非要把自己局限于阐释者的功用上，我有时自己也完全可以去思索，可以想办法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披上圣皮埃尔神甫的外衣，注入书中，这比打着自己的旗号要好得多。不过，这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阅读、思索、摘录的书有二十三本之多，充满庞杂、混乱、冗长、重复、短浅错误的观点，而又必须从中捕捉一些伟大而美妙的观点，可这却给了我以忍受这项繁难工作的勇气。如果我能不失脸面地反悔的话，我本会放弃不干的。但是，当我接到他的侄子圣皮埃尔伯爵受圣朗拜尔之托交给我的神甫的手稿时，我可以说是已承诺要完成重任了，不然的话，就干脆把手稿退还，不得犹豫。我正是决定要使之派上用场才把这些手稿带去退隐庐的，所以这是我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干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在思考第三本书，那是我对自身的观察而产生的想法，而且，我感到很有勇气去写，因为我有理由希望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是我所能够献给人类的最有益的一部，假如我写起来果如我所拟订的计划的话。人们都看到了，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常常与自己判若两人。我并不是要证明这个尽人皆知的事情才打算写这本书的。我有着更加新颖甚至更加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寻找这种变化的根源，抓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原因，以便展示它们如何才能受到我们的控制，以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自信。因为，毋庸置疑，对于一个正派的人来说，抵御一些业已成形而又必须克服的欲念是艰难的，而如果能追根溯源，在这些欲念生成之时就防患于未然，去改变或纠正它们，就没那么痛苦了。一个人受到了诱惑，第一次抵制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又一次，他就屈服了，因为他是软弱的。如果他始终是一样坚强的话，他也就不会屈服了。

在一面探索自己、一面观察他人这不同的生活方式源自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外部事物的先决印象，而我们不断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不知不觉地便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行动中，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所搜集到的许许多多惊人的观察材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我觉得，从它们的自然本原来看，它们是适宜于提供一种外在的准则，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竟至使得我们的心灵处于或维持在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之中。如果人们学会强迫动用机制去帮助它经常纷扰的精神秩序，那么就能使理性少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的产生啊！气候、季节、声音、色彩、黑暗、光明、自然、食物、嘈杂、寂静、运动、静止，这一切全都作用于人体的这部机器以及我们的心灵，因此，全都在向我们提供成百上千种几乎确实无误的支撑点，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受其摆布的那些情感控制在其起始点。这就是我已经在纸上打了草稿的基本思想。我希望这一思想能对生性很好、真诚喜爱道德、警惕自己弱点的人产生效用，因而我觉得用这种思想很容易写出一本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书来。可是，我并未在这本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论》的书上花多少工夫。大家很快就将知道的一些分心的事使我无法顾及它，而且大家也将知道我的写作纲要将落个什么下场，它与我自身的命运何其相似。

除了所有这一切而外，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种教育体系，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考虑的，因为她丈夫对她儿子的教育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太合我的口味，但碍于情面，我对它却比对其他任何问题更加上心。因此，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题目中，这个问题是我唯一进行到底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待的结果，好像应该给其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这是件伤心的事，先按下不表。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我将不得不谈到它。

所有这一切计划使我在散步时有了思考的内容。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边走着一边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也就停止思考了，我的脑子是同我的双脚一起运作的。不过，我也心存戒备，准备了一项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好干。那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该辞典的材料散乱、残缺、不成样子，使得这部作品大有推倒重来的必要。我带了几本为此所需的书来，我已经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对好多书进行了摘录，那些书是人家从皇家图书馆借给我的，有几本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着的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出不去，或者抄乐谱抄烦了的时候干的。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蒙莫朗西，甚至于后来在莫蒂埃，我都受益匪浅。我是在莫蒂埃一边干着其他事，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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