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已久的灾祸终于降临，那是袁文才自己燃了灾难的导火线。在1930年2月上旬，袁文才指挥下几经努力，好不容易活捉了查林、宁岗等三县国民党联防团团总罗克少，将他的拥有十八个工人，数台机的小型兵工厂搬到了宁岗。找罗克少是预谋已久的想法。袁文才和王左等人的动机是利用罗的兵工厂造枪，造弹。袁文才对罗采取了化，化的策略，以理待之，如同贵宾。他对下说过，“你们都劝我杀掉这狗贼，杀他有什么用，我们缴到了他的工人和机，但不由他面，我们在长沙怎能买到钢铁、洋硝？哪又造的成枪弹？也有人提醒说”世事复杂，其他人到不考虑，特委那边要特别小心，应该向他们报告，这样有好”。袁文才摇着说：“日久见人心，事实自能住他们的”。可是袁文才不曾想到，罗克少事件引起了滔天的波澜。

这首先是中共中央对榆林土匪的政治歧见，起了先声夺人的错位指导作用。中共六大有个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明确提，与土匪或类似的团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试用，暴动之后宜解除他们的武装并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该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对待，即便他们帮助暴动也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铲除。着个文件辗转了近半年，才由国民党第三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设法送去了井岗山。

边界的特委书记邓甘元把袁文才、王左划为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力主六次会议所决议的。这位特委书记还说“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泽东传达的时候过了这一段没有念，会后在小范围内找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正林、邓甘元等商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是袁文才、王左的情况不可与土匪、绿林等相提并论。中央的这一政策对他们不适用，更谈不上执行的问题。泽东离开之后，几任边界特委书记对袁文才、王左本没有一好，连泽东的堂内兄，扬泽明对袁文才、王左的看法是始终把他们当十恶不赦的土匪。他于1929年2月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到“边界的土匪分为两，一为袁文才，一为王左，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而且有能力，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甚至全然不接受，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的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需特别注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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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西安等人想要打破这局面，想方设法以县委名义从袁文才那里调枪、借枪。袁文才就是不理睬。龙超清等人就从外县购枪，同时向红五军求援，几经努力，终于拉起了有六十三条枪的队伍，他们的官兵是清一的土籍人。明人一看就知，这只百余人的武装是冲着袁文才和整个客籍建立的。对于这情形，袁文才、王左对龙超清等人的戒备心理也就更重了，双方不断的发生和争论。袁文才对龙超清和永新地区的朱昌凯、王槐等人有些看不起，认为他们年青书生，本事不大。这自傲的心理自然会在其它一些场合表来。比如说为了一只的郎宁手枪，袁文才当众从龙超清的腰里夺去，使年青的县委书记颜面扫地，心生恼怒。袁文才有生以来唯一的相好叫陈白英，当时任宁岗县委书记的谢西安也慕其姿，暗中了一手，不料有一回与袁文才打了个碰，于是醋坛打翻，两人关系从此恶化。世俗的偏见以及共产党内的风气也决定了袁文才和王左最终还是要遭厄运的。

在的波涛之中，蕴藏着看不见的杀机。宁岗、永新两县传了“袁文才勾结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