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和倪喜红面对着很多现实问题，因为我们都在试用期里请假，我们同时失去了工作。倪喜红不得不从原来公司的宿舍搬到我的单身公寓。好在当初我一次性付清了三个月的房租，这样我们在两个月内不用考虑住宿问题。

我和倪喜红清数了各自腰包里的钱，如果没有意外，省吃俭用应该可以支撑一个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马上找一份工作，否则就会粮草不济，还有可能被物业扫地出门。看着那几张可怜巴巴的百元大钞，心里涌过一阵酸楚，我们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突然要开始计算着每一分钱，这令我们都感觉不适和惶恐不安。我们都是需要安全感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金钱是维系安全感的基本。

其实之前，关于工作的问题，李瑛也跟我联系过，她说如果不介意，我可以去林总公司上班，林总在深圳的分公司正在筹备中，需要人手。我婉言拒绝了。因为那笔单，每次令我见林总时，甚觉脸上无光，恨不得钻地三尺。但我心里对李瑛还是充满感激，她不是个落井下石的人，她甚至把我的那笔佣金一分不少地打给了我。按理她应该拿一半；我离开了公司，她也可以完全不给我。

她把她的住宅电话都留给了我，说：“如果我手机关机的话，你可以打我的住宅电话。”

至于罗唯，他也渐渐接受了分手这个事实。我们做过一次长谈，我们把林楚君，把崔西晨，把他的家人都摆到了桌面上。里面有太多的纠结，我们无法忽略它们的存在。第一次，我们这样坦诚相见，提起那些人和事，我们始终心平气和。

他说，真的很累，这些年亡命工作，就像一台赚钱的机器。他决定把父母送回湖南，把两家酒吧交给可信的人打理，自己驾车出去旅游一趟，当散散心，整理一下思绪。

罗唯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是个懂得进退的男人，除了在大梅沙，那次变故太快，令他没有时间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否则他也会像现在这样始终维持着他贵族似的优雅与潇洒。

“你知道林楚君的联系方式吗？”他问得突然，仿佛这是压抑着却一直想问的问题，我看到他的眉目间纠结的痛苦，“也没什么，酒吧的分红和我走后的一些事情也需要向她有个解释。”

我颓然地摇摇头。林楚君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过。她存心要躲开我们，怎么又会和我们联系。

这一次，她爱大了，伤大了。

罗唯眉头微蹙，苦涩地笑着把脸转向了窗外。

“你知道，你和林楚君很相像，不同的是你的锋利是隐藏在骨子里的，而她是张扬于外的。相比之下，她更脆弱，更容易被打倒。是她走了之后，我才知道我伤害她有多深。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一直以为她这一辈子最大的嗜好就是夺走你身边的男人。我想是我们误解她了，是我们不了解她，她的爱与恨，从来泾渭分明。也许是因为她活得太真实，而我们早已不相信真实。我们自己戴着面具做人，也怀疑别人戴着面具做人。”

他对林楚君的一番剖析，让我自惭形秽。他说得对，是我们忽略了她的感受，她是蝴蝶，把华丽与骄傲展现给了人们，把虚弱和自卑藏在了骨子里。我们都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太耀目的真实。

有些人的爱情，就像一声回响。当她的声音在时间与空间里跌宕，等别人能听到引起共鸣的回响时，她早已不在。

临走时，罗唯给了我一张存折，我没有要。我欠他的，这辈子已经还不清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倪喜红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楼下的报亭买一份南方都市报或深圳日报，坐在地上，咬着干涩的白面包，翻着里面的招聘广告，然后一家一家地打电话过去询问。周末顶着骄阳烈日直奔人才市场，马不停蹄地参加一场一场面试，每次踌躇满志而去，心灰意冷而回。

倪喜红一直想找份财务工作，但由于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在深圳也没有可以为她做担保的人，或许偶尔有可以聘用她的公司，不是在南山或者郊外，就是在偏远的工业区。那里，环境和条件不好，薪水相对来说也比罗湖、福田低得多。我们稍作商量后，就举起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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