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了个信息给王兆瑜，告诉他事情已经搞定。我不能打电话，我怕骆霞听到。我现在在她面前努力一个清白的商人，不想让她失望。

的”。她走卧室，开始换新的床上用品。

“嗯，我叫夏思云过去。”我说。

也有人大代表说：我调研的结果对违法者本没什么影响，最后怎么理，还不是由上面定。换句话说，在上面决定一切的背景下，人大代表的建议权跟着贬值简直就是到渠成的事情了。

不过，像我这摆平人大代表的事情我倒不是觉得是民主的倒退，相反却是一步，这现象的现从反面说明人大代表的权力在逐步落实，不能因为现我这人摆平人大代表的事，就怀疑让他们主有方向问题。这话有理，就好比一个刚学走路的未成年人总会跌跤，对他负责的成年人不能用禁止走路来防止一样。因此，摆平人大代表之类的丑事不能成为弱化人大代表权力的理由，而是应当首先从逻辑的上游手治理：只有官员任命或者大事决策不再被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那几把手独揽，才会给代表选举拓展正常的运作空间，他们的选票才能真的有了质量。

但是，我还是说，“我也不清楚，大哥，这事就麻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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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行的摆平人大代表也是常有的事，有些代表收受红包的直接动机不是牟利，他们真实的心态是：反正这些所谓的调研结果也解决不了什么真正的问题，人家政府该什么还什么，自己的意见也无所谓，如果有人意思意思，就顺推舟让调研对象蒙混过关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罪人有什么好？

这内在逻辑是如果决定权在实际上还是纵在个别主要领导的手中，只是通过代表调研也就只是举举手、走过场，则无论谁被调研都一个样，除了会影响个别企业的收益，与大多数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的关系其实没多大区别。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必然要现人大代表看似重要，却折价贬值的结果。

他说，“那好，你准备几个红包，赶送过来，我叫他们去工作。”

安排好了夏思云去姜河那里，我又问葛正红房的事，她说，“已经搞定，明天上午拿钥匙。“

我心里明白了，我的猜想是对的，一定是丁辰。

我问，“怎么回事？”他说，环资委李主任说，“这是区里向他们反映的。”

我正想说什么，电话响了，是姜河，“天佑，你是不是得罪了区里的什么人？”

这几年政府也学聪明了，一方面由各级政府书记兼人大主任，就是为了防止决议遇到阻力，另一方面每年给人大的拨款比过去多多了，让那些老家伙没事就组织去旅游，吃吃喝喝，少说话。以前人大那些老家伙有不少正直的人每年都会提意见，由于资格老，各级政府的书记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工作不好协调，后来脆把人大主任也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