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姐我们两家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踏上归程，然后于下午六点半到达河阳。这样算起来，我们两家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十六七个小时。

从河阳火车站下车后，我和周启明坐公交车回家。进大院走到办公楼前的时候，从那楼里面急匆匆跑出来一个人叫我，定睛一看，那竟然是徐仲雅。

“哎呀子华你可回来了，我在这等你两个钟头了。”

我说：“有事啊仲雅？那，快到我家去吧。”

周启明他们局已经搬到不远处一幢三层楼上办公了。而且取消“筹建组”，正式下了编制和定员，周启明的副组长也就名正言顺地改成了副科长。另外那个赵局长也兑现了诺言，将我们小院子西屋的档案室迁走，把那个屋子也给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有了两间房子。我们便将西屋改成了客厅兼餐厅，还安了一张小木床，将来有亲友什么的来河阳，还能在这里住一下。

到家后，周启明去做饭，我就把徐仲雅让到“客厅”，问她到底怎么了。

徐仲雅还没说话呢，眼圈先红了。她嗫嚅着说：“子华你说怎么办啊，我跟吕英慧闹崩了！”

我心里一阵“腻歪”，我心想你跑来等我两个钟头，就是要跟我说这个呀，我真是一点点都不感兴趣。要叫我说，你徐仲雅属于没事找事，当然那个吕英慧办事也有点不大“着调”。

自从人民饭店的“误会”之后，徐仲雅家跟吕英慧家就闹得不可开交，而且越闹越大。就在曹桂堂被罢免了“副主任”（那个学校后来也进行了机构“正名”，教务组改为“教务处”，副组长自然也就成了副主任）职务不久，有人投“匿名信”给省革委负责人，揭发秦宗权的生活作风问题，主要内容是他跟省立医院的某个女医生、河阳四中的某个女教师“胡搞”，说的有鼻子有眼；省立医院的宣传栏上，还出现了攻击秦宗权的大字报。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21世纪，那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但在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革时代，这不算什么大事。别说攻击“组长”秦宗权了，连匿名攻击省革委负责人的事情也屡次发生。因此，上级压根就没拿这匿名信和大字报当回事。

上级不当回事，不等于吕英慧不当回事。吕英慧不依不饶，逼着秦宗权“澄清”他跟那女医生女教师到底有什么事。秦宗权说你听那些人胡说，还不如听我放个屁。我在河阳这么多年了，我认识人多点有什么不正常？除了那两位，我认识的女人还多着呢。从我造反到现在，贴我大字报的人数都数不过来，还有人说我反党、反毛主席呢，你也信？

吕英慧说：那不是以前的事了嘛。我认识你以后，就从没有过匿名信、大字报，怎么这两天一下子全都冒出来了？

吕英慧这一说，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了秦宗权，他立即就怀疑起了那个“臭老九”曹桂堂。也不知道秦宗权是怎么分析的，反正吕英慧随即认定这“缺德事”是曹桂堂干的。吕英慧气坏了，找到徐仲雅大吵一顿，说的一些话很难听，徐仲雅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然后徐仲雅就更生气，她回家跟曹桂堂吵，说你这么干简直就是愚昧无知、混账透顶。曹桂堂赌咒发誓，说他绝对没有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可徐仲雅不相信，说就算你没干，也是你指使别人干的。她质问曹桂堂：吕英慧他们如果没有一点根据，他们怎么会怀疑到你的头上？结果曹桂堂又实在拿不出证据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被徐仲雅骂得狗血喷头之后他恼羞成怒，跟徐仲雅对骂起来，夫妻俩闹了个一塌糊涂。

今天曹桂堂和徐仲雅又大吵一顿，曹桂堂气极了还想动手打人。徐仲雅满腹委屈，就把电话打到周启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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