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怎么说，杨次山在这件事情上，对我确实很够意思。更难得的是，他为我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夹带”任何不可告人的私。这我能看来。因此我觉得特别过意不去，我一直都想着要谢谢他。想来想去，别的无以为报，我就很用心地给他了这个窗帘。当然我也可以给他买些床上用品或者衣（除军装外，其他衣要自己买），不过那些东西太容易引发他的“绮念”，还是给他买窗帘最合适一些。

我说：“够了，正好。”我心里直笑，心想老杨你真能随机应变，我服了你了。

说豫和杨次山也可以好好商量，在其他人事安排上取得换，达成妥协。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次杨次山却异常顽固：调整别的人事安排都可以，可组织事一职，他非要安排陈华不可，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

“老杨”并没有让我给他窗帘，是我看到他客厅的那个窗帘太旧，而且大小也不合适，我就学着给领导送礼，我主动钱给他买布了一个窗帘。

杨次山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他的理由有三，一是周金兴的问题尚无结论，属于“挂起来”的范畴。周金兴尽已被免职，但仍保留级别，保留党籍，他还是“同志”；二是陈华目前仅仅是在跟周启明谈恋，并没有跟他结婚，将来能不能结婚也是未知数，如果她以后跟周启明结婚了，照规定不适合担任现职，可以再调动工作；第三是最主要的一：那就是陈华是军区后勤的“英模”，得到过军区后勤的表彰奖励以及军区首长的接见（只不过同时被“接见”的有一百多人），那个时候，陈华就已经在跟周启明谈恋了，而且那时周金兴的问题比现在严重的多（当时他被限制外并取消一切政治待遇）。军区后勤政治对陈华的那些“宽松”待遇，可以印证我们让陈华担任组织事也没问题。

杨次山忙说：“很好很好，谢谢你们。我给你的钱够了吗？”

我到了机关才听说，为了我当组织事的事情，杨次山费了很多心机来对付主任的反对，有一次甚至差闹到跟主任翻脸的地步。

豫在私底下跟杨次山吵过几次，杨次山决不妥协。豫权衡利弊，最后还是让步了。这样，我任职政治的一个“后遗症”就是，豫认定了我是杨次山的死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死党，是那铁杆或者钢杆的死党之列。从那以后他见了我一直相当客气，不过我明白，这绝对不是好事。杨次山在一天，豫就不敢怎么样我，但如果哪天杨次山调走了，我那日也就没法过了。

卫青和我一起挂好窗帘后，杨次山连连称赞说工细致，素雅，不错不错真不错。我心想，当然不错了，了我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呢！

杨次山招呼我俩坐下，他拿糖、果脯、糕给我们吃。卫青不敢动，我就给了她抓了一大把，并亲自了示范，她才吃起来。然后杨次山就问卫青一些连队的情况和她个人的情况，问完又问我今天去调查弹伤人的情况。这些都问完了，我就拉着卫青起告辞。

豫反对我任职的主要理由是，陈华在跟周启明谈恋，而周启明的父亲周金兴有“问题”。当组织事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政治上绝对可靠，因此让陈华担任组织事“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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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组织事是政工，照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职务的安排应该以杨次山的意见为主。但问题是原来张庆田政委在的时候，豫就跟他达成了谅解：张庆田提名一个工地后勤长的人事安排，然后豫提名一个组织事的人事安排。但因为急于调走的金荣慧一直没有找到接收的地方，所以她这个“缺”就没能倒来。等到能够倒来的时候，政委换成了杨次山。

我这样真的不是为了“结”领导。我这是实心实意地谢他对我的“照应”。陈华不大懂这些，不过张思静比较懂，她当年（“当年”这词不妥，可要是说成“未来”似乎更不妥，就“当年”吧）还在上大一的时候，就能采取各有效措施，积极主动地跟辅导员（女的）搞好关系。

这窗帘是我找服务社的李帮助我的，我之所以说成卫青的，是为了给引荐卫青制造一个借；而杨次山故意问我钱够不够，显然是考虑到这样我便于向卫青解释这窗帘的来历。我俩之间的默契，真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卫青对于我突然带他拜访杨次山，很有些疑惑不解，不过她知趣地没有多问，我也没跟她多说。因为我的计划目前还在酝酿阶段，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成功之前，过早地告诉她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