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任组织事金荣慧已经向组织上递了结婚报告和请调报告。这两个报告之所以一块递，是因为两件事情密不可分：金荣慧只有先调走，才能结婚。

我问她的时候并没有单独提佟来，可她回答的时候却特意说明没有佟的信。这个细节让我到迷惑。因为从这可以引申一个问题：谁也不能保证那封信就是张丽华扣下了，前的这个小吕就跟佟有矛盾，因而我就没法排除是她“使坏”，扣下、私拆并销毁了她班长的“家信”；当然，我也没法排除另外一个可能：小吕没有“扣信”，但她知是谁扣了那封信。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自从有了调警通连的念之后，我就琢磨着调哪儿去好。当然，这个“哪儿”还是在250工地的范围之内。工地很多，尤其是女，都在想方设法调离这个“兔不拉屎”的穷山沟，但是调动一是得有理由，二是得“上面”有人。21世纪的时候，某些人撰文怀念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际环境，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腐败啊，走后门啊等等的不正之风，这是不准确的。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个年代的“腐败”没有后来的程度那么严重，但是“走后门”这个问题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以至于74年还现了一个“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小“运动”。我在上面没什么“后门”，唯一能帮助我说说话的“领导”就是工地政委杨次山。但是要让杨次山帮我朝上（军区后勤）“运作”，难度仍然很大，虽然他在250工地算个人了，可到了军区后勤，像他这样的副师级随便搂一下就是一大把，他本就不用。因此，我只能先在250工地内晃悠晃悠，我还真是看好了一个位置，那就是政治组织事一职。

这件事情我最终也没得一个能让我自己信服的结论，但我却因此得了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我不能继续在警通连下去了。或者说明确，我不能再那个话务排了。话务排有四十个女孩，经历各异、情各异、心思各异，在一起实在是复杂加复杂。这其中哪个人了问题，最后都要找我来算账，这个责任太大。怪不得宇文君也好，陈从仪也好，当了一阵“女兵儿”都要调走，她们都是明白人，我也要当明白人。

实际上，佟和我都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封信是张丽华拿走的。佟说张丽华第二天表现烦躁，“逮谁跟谁发火”，也许只是巧合，那不过是女孩见“大姨妈”之前的正常反应。因为张丽华在贾师宪自杀后表现的十分冷静，几乎看不什么异常，以致于让我怀疑这起“事故”到底跟她有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以后调查来的。通讯员小刘送信那天，的确是在连将话务排的信件报纸都给了张丽华。那天的信不是一封而是七八封，也不是张丽华自己去发的。她拿着信件报纸回到排里后，见八班的小吕在外面晒衣服，就自己留下一份《解放军报》，将其他报纸和那些信都给了小吕，小吕又把那些信分发到了各班。我曾经找过小吕，问她那些信都是谁的，小吕说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她却很明确地说那里没有佟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