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兴得笑眯了。她扔给父亲一个酒壶，然后亲地把我揽怀里，滋地一声在我额上亲了一下。亲得那儿的。我便劲挣她油腻的怀抱，但又不敢坐在父亲边，于是慢慢蹭到在一旁文静地喝茶的、一个黑睛的小姑娘旁边。她望望我，我望望她；她笑了，我也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打听。

“索米娅。你是叫白音宝力格吗？”她的嗓音甜甜的，好听。

父亲喝足了酒，微醉地扶着我的肩，走到外面去抓。盛夏的草地乎乎的，珠儿在草尖上沾挂着，闪着一层迷朦晶莹的微光。我快活地跑着，捉住父亲的铁青走，使劲解着绊。

“白音宝力格！”父亲一把扳过我的肩。我看见他满腮的黑胡在抖着。“孩，从你母亲死掉那天，我就一直想找这样一个人家……你该知我有多忙。在这儿长大吧，就像你的爷爷和父亲一佯。好好，小犊。额吉家没有男汉，得靠你啦。要像那些骑的男人一样！懂么？”

“骑？”我向往地问，“我会有自己的吗？”

父亲不以为然地答到：“当然。可是要的是，你不能在公社镇上变成个小氓。”

这样，我成了一个帐篷里的孩。我学会了拾粪，捉犊。哄赶季里的带羔羊；学会了上健去芨芨草丛里的井台上拖；学会了用自己制滥造的小杆用羊和当年的驹。我和索米娅同岁，都是羊年生的，也都是白发的宝贝。我们俩一块活儿，也一块在小学里念过三年蒙文和算术：夏天在正式的学校里，冬天则在民办教师的毡包里。她喊我作“帕”；我呢，有时喊她“沙娜”，有时喊她“吉伽”——至今我也不明白草原小孩怎么会制造那么多奇怪的称呼来，这些称呼可能会使研究亲属称谓的民族学家大费脑吧。

草原那么大，那么和那么使人玩得痛快。它拥抱着我，化着我，使我习惯了它并且离不开它。父亲骑着铁青走下乡时，常常来看我，但我已经不愿缠他，只要包门外响起犊偷吃粮或是狗撞翻桶的声音，我就立即丢开父亲，撞开门去教训它们。有时父亲正在朝我大发指示，我听见索米娅在门外吆车，也立即就冲了去。

当我神气活规地骑在背上，驾着木车朝远的井发的时候，回一望，一个骑铁青的人正孤零零地从我们家离开。不知怎么，我心里升起一战胜父亲尊严的自豪。我已经用不着他来对我发号施令了。在这片青青的、可的原野上，我已经是个独挡一面的男汉。我望望索米娅，她正小心翼翼地坐在大木缸上，信赖而折服地注视着我，我威风凛凛地直，顺手给了键一鞭。蓝翅膀的燕在前面纷纷闪开，直的芨芨草在车下叭叭地折断。我心满意足地驱车前，时时扯开嗓，吼上一两句歌。

十四年前是羊年：我和索米娅都十三岁了。

十三岁是蒙古儿童第一次得到众人礼遇的年，过年的时候，给我和索米娅都穿上用粪烟熏得鲜黄的、边鲜艳的新袍。我们上车到去串门，因为是我们的本命年，所以牧人们照规矩送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礼。索米娅兴地数着自己的礼，一个个地翻看着那些月饼、手巾、磁茶碗。而我，却不免开始有了一丝慨：在这样重要的节日，我居然和女人家一样，赶着车去串门；而其他有畜群人家的孩，却神气地跨着剪齐鬃的大，随着大人的队，在飞扬的雪雾中吆喊着，从一个蒙古包驰向另一个蒙古包，唉！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匹呢？

索米娅安我说：“别急，会有的。说，过两年，我们向队里要一群放。那时你就有整整五匹乘啦。”

“哼！两年！”我愤愤地朝她喊，“可是这两年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