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情问题，我的结论如下，在这方面我们有一适应能力。但是不可夸大这能力，自以为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工资，我可以不抱怨；无缘无故打我个右派，我肯定要怀恨在心。别人在这方面比我，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说达到了他的程度。我们不能欺骗上级，误导他们。这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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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来的，就必有其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的。众所周知，人可以令驴和，这是违背这两动的天的，结果生骡来，但骡没有生力，这说明违背天的事不能长久。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却达不到这快乐和悲伤应有的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如雨。一九六八年国庆时，我和一批同学拥到了金桥畔，别人呼雀跃，下了幸福的泪，我却恨不能找个地钻下去。还有一需要补充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男，我很不容易厥，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我不知这些话有没有积极意义，但我知，当年的标准，我在内心里也是好的、积极向上的，或者说，是“忠”的，否则也不会有勇气把这些事坦白来。我至今信，他老人家知了我，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的心事，必定会拍拍我的脑袋说：好啦，你能到什么样就到什么样罢，不要勉了。但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恐怕主要的原因是我怕别人知这些卑鄙的心事，把它们隐藏得很，故而没人知），所以我一直活得很张。西洋人说，人人衣柜里有一骷髅，我的骷髅就是我自己；我从不敢想像自己当了演员，走上舞台，除非在恶梦时。这当然不是影什么，我只是在说自己。

和乐观的态度，不过金圣叹有不同的意见，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圣叹的意见，因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应该悲伤，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虽然形势一片大好（这一现在颇有疑问），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理由悲伤。这个故事这样讲，显得有突兀，应当补充些缘由：伴随着悲伤的情绪，我提要回城去养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让我兴一，“多想想大好形势”。现在想起来情况是这样：四人帮例行逆施，国民经济行将崩溃，我个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简直该悲伤死才好。不过我认为，当年那程度的悲伤就够了。

但是这样理解也有疑问。我见到过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并不缺少理，有好多大科学家都信教，而且信自己的灵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诚在理的轨之内，我们的虔诚则带有不少黑幽默的成分，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虔诚。必须指的是，宗教是在近代才开始合理的，过去也过烧女巫、迫害矣谒等勾当。我们知，当年教会把布鲁诺烧死了。就算我虔信宗教，也不会同意这行为－－我本善良，我对这一极有把握，所以肯定会去劝那些烧人的人：诸位，人家只不过是主张曰心说，烧死他太过分了。别人听了这样的话，必定要拉我同烧，这样我上会改变劝说的方向，把它对准布鲁诺：得了吧，哥们儿，你这是何苦？去服个儿吧。这就是我年轻时作人的态度，这当然算不上理健全，只能叫作脑糊涂；用这样的脑永远也搞不清楚曰心说对不对。如果我说中国人里大多数都像我，这肯定不是个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我只是说我自己，好像很富柔韧。因为我是柔顺的，所以领导上觉得让我怎样都成，甚至在病得要死时也能乐呵呵。这是我的错误。其实我没那么柔顺。

麦克阿瑟将军写过一篇祈祷文，代他的儿向上帝讨一些品行。各品行要了一个遍，又要求给他儿以幽默。假设别的东西不能保持人的乐观情绪，幽默总能。据我所见，我们这里年轻人没有幽默，中老年人倒有。在各讨论会上，时常有些秃光光的人，面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轻飘飘地抛几句，让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这幽默是老猾的一，本带有消极的成分。不要问我这些人是谁，我不是告密者；反正不是我，我不秃。我现在年登不惑，总算有了近于正常的理；因为无病无灾，又有了幽默，所以遇到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事，都能应付自如。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既没有健全的理，又没有幽默，那是怎么混过来的，实在是个大疑问。和同龄人，他们说，自己或则从众，或则听凭朴素的情的驱动。这状态，或者可以叫作虔诚。

我的积极结论是这样的：真理直率无比，无比，但凡有一柔顺，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有一篇童话（光荣的荆棘路），就是献给这些直率、的人，不过他提到的全是外国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理应有自己的榜样。此刻我脑里浮现一系列名字：陈寅格教授，冯友兰教授，等等。说到陈教授，我们知，他穷毕生力，考据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话本，《再生缘》。想到这件事，我并不到有多振奋，只是有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