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类似化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理各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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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对日投降的危险，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调其可变与革命，而只注意其动摇与被动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调持久战，调团结、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刻地认识他的妥协与两面。”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想把并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行了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转低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要对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想同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的电报中指：蒋介石对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国内外各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就是说用控制来代替削弱、消灭，“这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在这场复杂、艰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各界人士，宣传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脑里就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