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团结，维护朱德、的领导，井代表中央宣布仍由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据地。信中提了红军的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在工作中的缺，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据中央指示信的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据地输送了许多和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据地的红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的起，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然后武汉暴动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央发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