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都不接了，以防苏迪换个电话打来。

后来，那个号码又打了两次，柯雷都没接，再后来，那个号码没有再打。

苏迪从此没了音讯。

柯雷把老房的产权买断了。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基本上是照着柯雷最初的意愿办成的。李福全没敢主给柯雷免欠的包烧费和房费，说权利不在他这，要是半年前还行，现在新厂长把权利收上去了，你还是去找厂长吧！任柯雷怎么说，他都把摇的跟货郎手中的拨浪鼓似的，柯雷说：“我不白让你免的……”说着把手c兜里要往外掏，李福全赶忙制止说：“你别往外掏！我知你啥意思，咱明人不说暗话，你给我我也不敢要，因为这事儿我说了不算，我接了也办不成。你我知g知底，我这是实话实说，你别以为我这是在忽悠你，你还是找厂长去，厂长说免，我这绝不挡横卡你，保证说办就办，你看咋样我这么说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这话可是说到家了！”

柯雷只好去找厂长。柯雷认识厂长，1970年大学毕业，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曾担任十车间的团支书记，那时，开会搞活动都在一起。这么多年没见了，人一阔脸就变，了这么大一个厂长，自然人难见、话难说、心难测、事难办。可事儿又不能不办，柯雷着去他。见厂长很难，厂区已搬迁，厂办已随车间迁到东郊去了，离市区好远，柯雷打怵跑那么远的路，去了还不知厂长在不在。

柯雷跟熟人打听，知了厂长的住址，死冷寒天的，去了两个晚上厂长也没回来。他家里的电话、厂办电话、手机，柯雷都不想打，想直接面见，事先不打招呼让他没有推辞的思想准备。柯雷不计辛苦就这么一趟一趟地往厂长家跑。不在家，柯雷就站在单元门等，任冷风寒气侵袭。终于在第四天晚上等回了厂长。厂长见到柯雷，吃惊，一阵寒暄这么多年的变化，柯雷恭贺他新当了厂长，不无遗憾地说：“还是你们当年的大学生有发展前途，像我们这些中学生毕业就工厂的，被耽误的一代，是啥也不是啊！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你说，生时刚建国，赶上朝鲜战争，长时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该读书时赶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是好时候了，可年龄又大了，前途和天下都是人家年轻人的了。”

厂长笑呵呵地，承认柯雷说的是这么个理儿，说他自己赶上最后一批考校的大学生，算是幸运。说柯雷这一批人不走运，但柯雷你算个人打拼奋斗的不错，现在也是本市报界的名记者了。和你当年一起或前后厂的那些人，有几个能熬你这个份的大分在工厂默默无闻了。不少人还下了岗，能撑着的，是少数熬上一官半职的。可工厂尤其是咱这老牌的机械厂，都没有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和叫得响的主打产品，多年积攒的难题很多。你还说我有前途，说句实话，我接这么个烂摊，啥前途不把我陷去拖垮就算万幸。你这个当记者的不会不知对国有资产失的议论，我被推到这个位置上，不知是福还是祸哪！

厂长这番肺腑之言，让柯雷连连说：“你也没必要担心，俗话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账都是分着算的，别人的屎盆扣不到你上。你虽受命于危难，但若要是为七千名工人兄弟妹的福祉，把他们和厂带泥潭，走向一个新天地，那你不是奇功一件嘛！这是工人们的前途，也是你的前途呀！”

经过这一番对话，俩人多年那未见的生疏洽了许多。当得知柯雷连等了四个晚上，厂长大为动：“咳！有啥事儿打个电话不就得了！何必这么等我挨冻哪！”

柯雷开着玩笑说：“见皇上得心诚呀！”

厂长哈哈笑着说：“得了吧！你们当记者的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办啥事儿”

柯雷也没绕弯，胡同里扛扁担——直来直去说明了来意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