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不明或者没有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

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

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最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或

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曾追求过概念

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相持局

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可以给朝鲜带来和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

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

要我们付千万条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东

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与国际德准则背而

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制我国的对外政

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军界应于何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

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人们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

时间行清醒的分析、总结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

政策的最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

统任期届满时还是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

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

期间，居然还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文官政府预的建议。我相信，这极端的观只能

得到极个别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国家，在实行寡政治的国家以及在其他实行民

主制度的国家，军人夺得统治权的情况是很多的。除军人之外，我们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

一再主张，仗一旦打起来，就应当由军事当局单独计划和指挥。这表明，军人控制我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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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尽从目前看这事还不大可能发生，而且，这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

的）是“有可能在这里发生的”。

为防止现这类悲剧，我们一定要持文官政府在战时应象在平时一样掌握制定对外政

策的权力。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掌握着能够使世界沦为一片废墟的武，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