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旧营房没有天板，亚带的光和雨从青瓦的隙里漏来，一些老鼠在屋梁上跑，扫下成分不明的灰屑。……韩少功在这个没有天板的集营房里，接待过各地前来海闯的文学好者。有时候，席从中午开到晚上，电饭煲的电线煮得发，买一桶生油，两三天就吃得一滴不剩。最后，韩先生终于招架不住，只好在门贴一张启事，内容简单明了，一共三条：不谈生意，不言招聘，不宿”（蒋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海南纪实》杂志的编辑由张新奇、蒋丹、林刚、徐乃建、叶之臻、王吉鸣、陈江、罗凌翩、杨康和赵一凡等组成，一共二十多人，大多是原来文学上的朋友、同路人，成分单纯。以什么制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最初是有过激烈争议的。有人主张实行市场社会最为普遍的老板制，由极少数心人为雇主，其他人为聘用的雇员。老板制在当时被看是克服大锅饭的制改革，实行这制，显然有利于韩少功所属的领导层，而不利于一般成员，但韩少功仍然决反对。他声称平生痛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法，主张作一制度上的尝试，建立一人与人相对平等的劳动份制。这制度以劳动付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以资本投的多少为分的依据。他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洲的“五月”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彩，又有资本主义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它的内容条例，是较有特的。

由这个条例组织起来的集，是一个新型的“公社”，是1825年欧文在三万英亩国土地上的“新协和”公社的变，是20世纪末中国平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次罗曼克，是最后一次红卫兵行动。尽这二十多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公社，也是最缺乏自然基础的公社：没有血缘纽带，地缘关系也不同源，而且，各人的秉和志愿能力各有千秋，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试验有多大的价值，只是被首创者的忱动了。由于韩当时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他的意志不作多少折扣就成了公社的意志。公社的成员们在看到这份公约后兴奋不已，非常慎重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当时有意投资这家杂志的不乏有人，但他们拒绝一切货币资本。韩少功认为，刊属于技术产品，主要是劳动的投，智力的投，货币资本投反会掩盖利的真实来源。而且，拥有资本就可以吃红利，不劳而获，这东西是违反人的。他设计了一没有货币资本和资本家，以劳力支付为分依据的劳动份制。公社成员每个人都是杂志社的东，他们不以资本而以劳动，参与劳务工资奖金和利的共同分。成员之间分的差距小于1∶3，而执行的结果是不到1∶2。成员退公社劳动，其工资奖金也停发，但份仍然持续，并以每年二分之一的比例递减。

原始启动资金是以借欠的形式凑集起来的，大家拿自己的一些私钱，省文联借了五千元。韩拿自己数千元存款（是杂志社所借私款的最大数），把作家协会发的二百多元工资也给公社，全全意投杂志社的运作。他觉得这是一件比写作更有意思的事情，办好了小说完全可以不写。因为正如王樽所说：“作家首先是人，人的概念要优于作家的概念。第一是人，第二或者第三才是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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