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估计电话那的安静是一回半夜被扰，十分的气愤，她气势汹汹地骂：“谁呀？真他妈的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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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最后听见安静说的一句狠话。后来，据大周说，安静去单位找过我，那天我正好去采访，没到报社上班。报社里的同事们对安静的现很是惊奇，都纳闷这么俗的女人怎么会和我有联系呢，态度上大打了折扣。也许，知识分们的傲慢对安静的心灵造成了很大创伤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到报社找过我。

这个世界很公正。是你的，即使是一片多雨的天空，也可以有彩虹划过；不是你的，即便是一丛艳的玫瑰，也是别人拥有的园。翁失，焉知非福。我甚至暗自庆幸，没有和安静成为恋人算对了，如果真和她黏糊到一起，就看现在这个结果，不把我难过死才怪呢。

仔细想想，人生里，有些错过了，不一定就是坏事。一旦拥有了这份，比错过还要糟糕几百倍呢！

早晨起来，我正在厨房里用微波炉加，客厅的电话忽然响了。接听后，原来是张佐铭长在单位打的电话。

本来说好下午去国家安全局的办事，张长忽然改变计划，让我吃过早饭就和他一起走。为了赶时间，我只好放弃了吃早餐的念，匆忙赶到单位整理好卷宗，和他上了汽车。

说老实话，我对国家安全局没有任何印象，而这个单位的驻外办事从来就没有在电话簿上刊登过准确的地址，甚至没有的门牌号。张长把奥迪车开上二环路，七扭八拐地开上了江桥。大约三十分钟后，车在一绿掩映的别墅区里停了下来。下了车，我走几步，跟上张长的步伐，问：“在这里吗？”

“没到呢，还要走很远。”

张长说的很远，的确很远。我们足足走了两公里的路途，才到达了别墅区的，他指了指不远的灰小二楼，说，前面就是了。

这幢二层楼的建筑从外观上看，像一个穿了中山装的乡下老，怪怪的。窗上的茶玻璃向外反着暗淡的光，门台阶隙里伸来的杂草和墙上攀爬的藤蔓显示这里的主人是那么的孤僻，甚或不合时宜。楼上有几只呆呆脑的鸽在咕咕地叫着，它们仿佛对陌生人的造访到很突然，拍打着翅膀，张地在上面走来走去，表现得有些忐忑不安。

走会客室，一个举止沉静的男接待了我们。他主动介绍自己姓刘，说话间伸温燥的大手，和我握了握。因为事先预约过，所以，没有多余的寒暄，谈话直接切了正题。

张长把厚厚的卷宗给他，然后坐下来，燃一支烟。趁着他查阅案卷的机会，我环顾了四周的陈设。房间里的办公摆设与我们市局的没有太大区别，铁卷宗柜、杂木桌椅，白的灯发嗡嗡的响声。我忽然注意到，在他的左手边有个致小巧的玻璃杯，里面有半杯，旁边还有两块面包片和一些细碎的面包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