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上，就好像墨泼在了洁白的墙上。田胜的父亲是一位工人的领导，是新组合x局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而x局还是邓瑛母亲所在的单位的上级门。“我父亲是x局革委会的第二把手。”田胜向她公开他父亲的地位说，“你妈妈肯定晓得，你妈妈所在的饮公司就直接受我父亲。”

那年十月里一个明丽的日，他们被安排到生产队秋收，歇气时，他们坐在田一株大的枫树下，她坐在枫树的这边，他坐在枫树的那边，他们呼着传送着稻谷香气的空气，耳畔徘徊着麻雀的叫——它们对一堆堆谷欣喜若狂，在他们上和田里飞着，那是它们的节日。他对她说了上述的话，那是用一标榜的气说的，以示他父亲在x局地位显赫。那时他的脸不是现在这张尘土一般颜的尖脸，而是一张圆圆的自以为是的黑脸。当时有几只野鸽从不远的田上惊起，向空飞去，它们飞得很骄傲，如箭飙。

“这是野鸽，”他告诉她说，“不是家鸽。野鸽又叫斑鸠。”

他们一同下乡有半个月了，但那天才第一次接。他们那批下去的有十一个男女知青，分别从不同的学校毕业，都抱着一“镀金”的心理。那时候，你不下乡，这一辈就别想招工。田胜的父亲是革委会副主任，这让十七岁的她觉到了一线希望，宛如一个在大海里漂泊的人突然觑见了岛屿。邓瑛下乡时，母亲曾同她谈了一次话，那是她决定下乡，而她母亲却对她的前途毫无信心的谈话。

“妈妈怕你这一辈当农民呢。”母亲神庄重地说，“妈妈是原国民党伪军官的太太，这份是没法抬起的……”“别说了。”她不想听母亲那卑贱的话，“留在城里什么都不会有，下去了还可能有一线希望。”

如果田胜的父亲不是革委会副主任，她想她是不会嫁给他的。

下了乡，她才真正觉到农村的艰苦，三月里，是那么寒冷，即便你来了例假，也得往田里；七月里，日火辣辣的，你得弓着腰割禾或秧，还得挑着一担担稻谷去大队打米场打米等等。离开这一切，只有等待招工回城。田胜比她大将近两岁，他是七岁读书且步就班读书读上来的，而她在六岁多一就上学了，在小学二年级时又了一级，于是就成了一届的毕业生。田胜年龄比她大，胆就自然比她大一圈，十九岁的田胜如一只打的田鼠，一步步向她掘，旨在攻下这个“堡垒”。他一开始就显得有成竹，他到她房间来坐，为她打饭，冬天她来例假了他便为她洗衣，为她打洗脸和洗脚，这让她又动又讨厌。一九七五年底，她招工了，并不是由于她表现好而得到了大队的赏识和推荐，完全是田胜的原因。田胜对他母亲说，她不招工他就不招工，于是他们两人就一并招到了长沙饭店，她当服务员，他采购员，仍然天天在一起。

她开始考虑嫁给他了。有一天，他来她家，闲谈中他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邓瑛的母亲担心他得罪人而教育他说：“对领导还是要尊重。”然而田胜却不在乎未来岳母的善诱，他蔑视说：“我还在乎我们经理？他是个什么级别？一个科级。”

“他太骄傲了，瑛瑛。”他走后，母亲评价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