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票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直至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用理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这十分有利于无可比拟的中国文明的持续，但其代价是形成了一与外界所有的独创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的社会的多样，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

区分官僚和贵族虽有意义，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却是由他们联合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兴趣，他们一直合作到最后。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行重新分土地，或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冲突。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义。但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和引导。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教，但对两者都不满意，又转而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杰的综合才能，他发展了一解释方法。这解释方法综合了佛教、教诸成分，更令人满意地适应他那个时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这一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忽视和缺乏教育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将亚里土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成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并新儒学综合。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一步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反对前外来的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的只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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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新儒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兼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缺少使他们能行抬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的契约农。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的贵族家屡见不鲜。

期。现这一空前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被称为“新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时期；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死记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