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时期的情》时，这个念总在我心间徘徊不去。

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这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耳熟能详。《红拂夜奔》谈的是这一。现在我承认有很多人是本不喜有趣的。我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况就是能够证明还有少数人也喜有趣。

有位希腊名医说：这个人的酒佳肴，就是那个人的穿毒药。我认为没有智慧、而且没意思的生活不足取，但有些人却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一切。他们还说，假如有什么需要，那就是这生活里面的规矩——在我看来，这生活态度简直是怪癖。很不幸的是，有这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这怪癖叫文化，甚至当作了生活本。在他们的作品里弥漫着这情绪，可以看，他们写作时也免不了推己及人，希望人人都有这情绪。这想法我实在没法同意，所以，写作又多了一重任务——和别人理上的讨论。我最讨厌在小说里这样的事，但在序言里写上几句又当不同，而且有关智慧、和有趣，我还可以谈得更多一些。

罗素先生幼年时，曾沉迷于一悲观的心境之中。五岁的时候他想：人的一生有七十岁（这是《圣经》上说的），我这不幸的一生到此才过了十四分之一！但随后他开始学习几何学，验到智慧为何，这悲哀就消散到了九霄云外。人可以获得智慧，而且人类的智慧总在不断地增长之中。假如把这两排除在外，人活着就真没什么意思了。至于，弗洛伊德曾说，它是一切的来源。当然，要想欣赏，就不要专注于官，而是去欣赏人对别人的引力。我可以说服别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是好的，但我没法说服一个无趣的人，让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无趣，这区别是天生的。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g。orwell）的《1984》，这是一个终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三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而是历史了。不怎么说，乌托和历史还有一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因此应该有《寻找无双》，应该有《革命时期的情》，还应该有《红拂夜奔》。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细读过《孟》之后，我发现里面全是这样一些想法。这世界上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内容无可挑剔，只是很没有意思。除了显而易见的坏，这书还有一害人之就在于：有人从这些书中受到了鼓舞，把整个生活朝更没意思的方向推动。孟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奉承权威当作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并从中得到乐趣。有关这一，可以从“乐之实”一节得到证明。这个权威在家里是父亲和兄长，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级。现在当然没有了君王，但是还有上级，还有意识形态。我丝毫不同意他的观。我很我故世的父亲，但是不喜奉承他。我也很我哥哥，他的智能我十倍，和他谈话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但我要是去拍他的，我们俩都会很痛苦。总而言之，我不能从奉承和顺从中得到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