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同恋者，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一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我认识的一些同恋者都有很的文化素质、很好的工作能力。我总以为，像这样一些朋友，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得像个样。我是个异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的女人面地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扰地比较好。至于在街巷尾勾个伴，然后在个肮脏地方瞎几下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同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当我们对我国的同恋现象行研究时，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你们为什么放着很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恋？假如这诘难来自社会学界同仁，并不难答复。正文中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同恋研究的原因。难于答复的是来自一般人的诘难。故此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你们作为社会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同恋？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并不在于我们缺少研究同恋的理由，而在于我们缺少答复的资格。众所周知，只有一门科学中的类萃之士，才有资格代表本门科学对公众说话。

半个世纪以前，在文化人类学中于泰山北斗地位的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对费孝通的工作给予极的评价。林诺夫斯基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优在于，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行观察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所以它是一个实地调查者最珍贵的成就。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解释。我们这项研究所受到的困扰，不只是诘难，而且在于，社会中有一分人不赞成研究同恋。泽东曾说，对弹琴，如果去掉对听琴者的藐视，剩下的就只是对弹琴者的嘲。虽然如此，我们仍不揣冒昧，不惧嘲，要对公众陈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以及据这样的立场，对同恋的研究为什么必不可少。

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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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样的研究在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这就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熟悉的人群实在的观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实在的作风乃是于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站在这信念的对立面的，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于是如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便被卖了”。

鉴于本文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医者父母心”，一人文的立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共鸣。我个人认为，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等重要的事。可以带来好的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而同恋是同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医学没有办法把同恋者改造成异恋者——我猜这是因为倾向和人的整个意识混为一——所谓矫治，无非是剥夺他的能力。假如此说属实，矫治就没什么理。有的人渴慕异，有些人渴慕同，但大家对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理的。历史上迫害同恋者最力者，或则不明事理，或则十分偏执——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中国历史上没有迫害同恋的例，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执，这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恋者一保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对同恋者要结婚，我就看不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发方面，有两对

《他们的世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