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一贯态度。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推己及人之说，于是中国人仿佛只有一文化，所有的人只有一行为方式。其实不同的亚文化始终存在，只不过我们一贯对此视而不见而己。

总禁不住要给实证的研究作辩护，其实可能是多余的。在报刊上看到有人抨击不生育文化，说不宜提倡。李博士谈到同恋文化，要是有人说她提倡同恋就坏了。社会学研究同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不同恋可不可提倡，反正它是存在的，因为有人在搞同恋。假如只研究可提倡的东西，恐怕我们研究的事，大半都属虚无，而前发生的事倒大半不知。

当然这本书里说到的绝不止是同恋。像择偶标准、浪漫、婚姻支付、青期恋等题目，就与更大范围的人有关系。作者的研究对于婚姻方面的各观念、各亚文化，都给予重视。也希望读者对于除自己所持的观念，所的文化之外，别人的观念和文化也有所了解。这正是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所希冀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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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与婚姻》，李银河著，1991年河南人民版社版。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1）

最近，蜚声海内外的津大学版社版了中国大陆女社会学者李银河博士的一新著：《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李银河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文化时，提了一个新的观：传统文化的本质，来自于村落。在中国，有一个现象不论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中国农村住得很密，起码和外国农村相比是这样。因此就现了这样一现象：在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的事别人都知，别人的事你也知。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人类学里信息学派的意见，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据我所知，李银河当初想用“村社文化”这个说法，但是别人说，“村社”这个词已经有了，不能赋予它新的意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很为李银河丧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说，“村”是什么意思不必解释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这和她要说明的现象很吻合。在村里，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传。所以一个自然村简直就是个人信息的超导，毫无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什么事别人都知，所以简直什么事自己都不了主。这现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文化。这个觉相当犀利，但只是觉而已。罪当然来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会觉得在他面前是个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觉得有好多人在盯着你，耻何来呢？如果没有信息共有，耻文化也无法解释了。

除了生育，在村里还有很多个人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