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孙老师的推荐并没有取得成果。我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去。其间有些编辑给了修改意见，比如加个“光明的尾”，或者索把事件背景移到海外、“火”的台湾什么的。我一拒绝了，宁可不发表。甚至还斥责对方。当时所以那么狂，一方面是该死地学了些文学理论知识，一方面也因为，我年轻，更地说，我觉得我耗得起，即使耗它十年，我也不到许多大作家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年龄。在我看来，十年是够奢侈的了。不料一耗却是二十年。

其实那时不被接受，也属正常。即使是孙老师，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认可他的，也觉得他有危险，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这么一个让有“危险”、必须被批判的孙老师都惊骇的人，更怎么可能被容纳？这情况直到跨世纪，才有了改变。这当然有着偶然的因素，但是也应该承认，世界浩浩，中国的生态环境变了。

定下这个标题，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把“诞生”一词放在我个人上，也许大词小用，但是这与其说是我这单个作家的经历，不如说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历，乃至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某方面历程。

补肾》（原名为《我的补肾生活》）、《我疼》。谢网络，让我发表作品，虽然在当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只是被称作“网络作家”，甚至是“网络写手”，但能让大家看我的作品，已经十分值得庆幸了。至于是不是“作家”，是有作品而“作家”，还是没作品却“作家”，读者自有评说吧。

我不知这二十年里，即使是孙老师，也是否还信我会成为作家，我周围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信了，在他们里，我只是屡试不第的范，不合时宜的孔乙己。这二十年，多少人都改别的行当了，我却仍然写着，即使落到了国外，也还在着文学梦，最终不顾一切跑回来写作。现在有人说我有恒心，有毅力，其实哪里是？与其说是毅力，不如说是赖劲；与其说是恒心，不如说是无奈——我不能再别的什么。无数次冲锋，溃败，喝酒，嚎几声，睡一觉，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再上。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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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上溯18年，我还连作品都发表不了。那时我17岁，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一次写作课作业，我了一篇小说《坟墓》。当时的任课老师孙绍振看了，大为惊异：一个17岁的孩，怎么竟写如此黑暗来？当时他并不认识我，我印象刻的是，某天一个同学来找我，说孙老师让我去找他。当时孙老师已经因《新的学原则在崛起》而声名大振，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只能仰视的大人。我记得我是忐忑不安地走向他所住的校园内一间简易的房间的。我看到了他在我小说后面密密麻麻写上的几乎一张的评语。他拿给我一叠500格的福建作家协会的稿纸，让我把小说抄正，他要拿去推荐发表。那时候他到哪里就力荐我，后来人们回忆说，我的名字当时几乎成了他的“关键词”。他甚至说我“天生就是一个作家”。我顿觉自己的前方打开了一扇通往作家的大门。

两年前，在一次笔会上见到小说家原，他惊讶说以为我是“七零后”的。我想是从我作品里产生的印象吧。早年读舒婷诗：“要使血不这样奔，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血显然是年轻人的红袖标。但是原也没有错，这二十多年来，我的风格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我这么写，在我17岁时，就已经这么写了。不同的是，社会包容了。当然包容毕竟还是相对的，我的作品在发表版时，还必须理，我的络上发表时名为《我我妈》）。我被承认的，只是某些方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