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上说：我原来教小学的同事说教育局对我的“掸离职守，除名”的理决定是错误的，可以平反。让我赶回去办理此事。

这真是个天大的好事啊！只要能够办成，我就是北京的城市，我就有了国家正式教师的工作了。无疑，给我的价又增加了太多的砝码，因而创造了我与小萃之间的姻缘成功的有利条件。要知，能够去北京大城市是多少河女的梦想啊，她的家里人一定会同意这门婚事的。

当我回到北京，我就顺便去了中国少年版社，将我的四本日记本长篇小说〈灵魂塑造者〉的初稿，亲自送给了一位编辑。

教育局负责同志照规定说：“你这事可以平反，但必须有当时的理决定原件，”

我说：“1961年到现在，有19年了，那原件我手里本就不存在了。有当时的校长证明，行吧？”

“不行，这是规定。我在教育局档案里也没有找到那份理决定，估计是将它连同你的档案一起转到你们公社的派所了。”

我又去公社派所，他们说已经将你的档案转到河那里的临河市公安局了。

正好，我在文学创作班上结了一位朋友，他的老婆就是公安局档案的，他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对这个关系我前途命运的大事非常支持，并说服了她老婆将我的档案给我拿来了，因为正好下班了，她就让我回家去看有没有那份理决定，明天再给她送去。

我回家一看，本就没有那份理决定，只有我填写的教育局的履历表。我大失所望。但是，我立刻想到了可以自己打一份理决定，放在里面。要知，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啊，为了杨小萃，我决定冒一回险。

我考虑了一下：教育局调我的档案是直接向公安局发函，由公安局直接给教育局寄过去，绝对不会认为我在档案里了手脚，可算是万无一失。

我找到了一个单位的打字员，我了500元——我所有的积蓄，走后门了个假理决定。

那个打字员说：“这个红文件跟真的一样，基本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教育局的公章，成不成可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我说：“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是我从中了手脚，只是以为，是他们当初忽略了，忘记了盖公章。”

就是玩了这么一个胆，结果了馅儿，暴了，不是没有盖公章的问题，是纸张很新，因为事隔19年，那理决定的纸应当发黄了。而我用的纸是白的。教育局退回了我的档案，并且附了一封信。公安局立刻追查这件事。最后，我只得承认了这个错误，被拘留关押了一个月，才放来。

然而，就是这么个污，我的那篇小说就没有在文化局内的结集里发表，给我很大的打击。当时我认为我的作家梦是彻底破灭了。

又过了三个月，公社武装的赵长见到我，说：“李木，我看见公社里有你一封信，是中国少年版社的，那么厚的一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