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这儿你的成绩也能这么好，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会尽力而为，先生。”

“我们就问这些。”奇弗斯先生端详起我的脸来，对我的疤痕和烧伤颇兴趣。“你有一段很坎坷的经历，对吧？”他说，“被困在失火的楼里一定很可怕。”

“是的，先生。”在布劳斯先生给我看过的那份报告里——据我“父亲”提供的材料，十二岁时由于家中失火，我被严重烧伤。

“无论如何，结局好，一切就好！你能活到现在，对一切都该知足了，别的东西对你而言都是额外的恩赐。”他站起来，把材料收了起来，检查了一下西服——捡去粘在领带和衬衣上的黄和面包渣——然后走向门，让我跟着他。

奇弗斯先生领着我在学校里快速转了一圈，指给我看计算机房、礼堂、育馆和主要的教室。学校过去是个音乐学院，这就是校名的由来（勒是位著名作曲家），但二十年前关闭了，重新开放后成了现在这所普通学校。

“我们仍十分调音乐特长。”走一间摆着好几架钢琴的房间时，奇弗斯先生对我说，“你会乐吗？”

“笛。”我说。

“笛手！太了！自打西沃恩·托纳三年前——也许是四年前？——毕业后，我们就没有像样的笛手了。我们要测测你，看你什么平，呃？”

“好的，先生。”我低声回答。我想我们拧了——他指的是真正的笛，而我只会锡的哨——但我不知现在指这一是否合适。最后我还是闭了嘴，希望他能把我这个假想的笛表演天才忘掉。

他告诉我每堂课上四十分钟。十一钟有十分钟的休息；下午一十分后是五十分钟的午餐时间；四钟放学。“四半到六是罚学生留校的时间，”他警告我，“但希望与你无关，呃？”

“希望如此，先生。”我温顺地回答。

参观结束后，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准备了一份课程表，上面是一串可怕的课名——英语、历史、地理、科学、数学、机械制图、两门现代语言、计算机。星期三连着两堂育课。我有三块自由时间，一块在星期一，一块在星期二，还有一块在星期四。奇弗斯先生称这些时间是为课外活动准备的，比如学习音乐或另一门语言，也可用来上学习班。

他又握起我的手，祝我好运，让我遇到困难就来找他。在警告我别打碎窗、别找老师麻烦之后，他把我送到走廊就离开了。现在是九四十分。铃响了。我今天的第一堂课——地理，开始了。

课上得很顺利。六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地图，及时掌握着疤痕大战的情况，所以我比班上绝大分同学更熟悉世界地形。但我对人文地理一窍不通——课程的大分内容是关于经济、文化以及人类是如何改造环境——每当讨论从山脉、河转到政治系、人统计时，我就到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