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所以，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有实践意义且是有理的，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在陈文的设想中，革命要总爆发，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张之不能坐镇湖广。在湖广十七年执政，他的威望太，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只要他发话，往往比圣旨还好使。所以，发动新军固然在行，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同情革命或随波逐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的命令或安抚？

其次，清廷的立宪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有稳定人心的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清廷推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的政策优惠，陈文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所说，陈文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也不会任由陈文这么去，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的猜疑，编练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但陈文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员），潜伏在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良弼等人。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侍郎鸿慈、兵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洋考察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