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化、人文、地理等密不可分，单羡其政如何，谬矣，错矣……”

………………

当陈文回到上海时，正值一本名为《国路》的书版发行，苏报、万国公报、大公报、申报等上面基本上作了正面的评价。

是啊，在十九世纪末最关键的二十年当中，中国竟然没有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研究西方的书籍问世！大多数人还在抱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本不仅仅是只涉及了西方的一些，更重要的是谬误极多。就算有了《石斋画报》，郭嵩焘的日记，星星有一些介绍西方的内容。但是也都于表面，反而更衷介绍那些海外奇谈类的东西。

难是不需要这类书籍吗，绝对不是，一九零三年鸿慈那本使欧洲九国的日记就曾卖得洛纸贵。当然，走观般的记载本不能与这本《国路》相提并论。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也不奇怪。

这本书不仅系统，而且刻、透彻。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利的合众国制，法国的共和国制，如何由来，历史传承，民族风俗，军队特，地理文化，全都展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带来的震憾思考以及这其中的指导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有反响就好，我还以为没人当回事儿呢！”陈文却没旁人那么激动，只是微笑着将报纸扔在桌上，说：“这以后看谁还敢动不动就拿什么民主共和或者君主立宪说事，那不仅仅是号和唬人的招牌，更要有层次的思考和比较。”

急着赶来与陈文见面的查理宋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轻轻叹了气，说：“此书一，对于形式的立宪派是一个打击，对共和派又何尝不是，你知我……”

“我知你应该是共和派，羡慕并想学习国。”陈文笑：“但是，任何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们都有其厚的背景，这背景反映的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绝不是只要推翻满清便可以达到的，要知，没有清醒的脑，再快的脚步也会走歪；没有谨慎的步伐，再平的路也会跌倒。”

查理宋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多血汗型，好冲动，虽然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比某些革命党人要尚，更要执着。自一**四年他与孙逸仙相逢相识，到被其政治鼓动家的才所倾倒，认为孙逸仙确实比他接的人站得，看得远。便将其视为中国的华盛顿、林肯，一直是全力相助。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孙逸仙在理论上有了长足的展的同时，也少不了与他的观念有冲突之。比如孙逸仙和他曾着重研讨过开展外活动，争取国际援助的问题，并说明他已经在日本结识了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知等一批浪人，并即将与一些日本政要如大隈重信、犬养毅等相识相，这些人对中国革命都颇为心。

查理宋对此却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很反日本浪人在上海的氓表现，也认为让外国人卷中国革命事宜，一定要慎之又慎。而且他对孙逸仙有教无类似的争取各人也颇有微词，一些人很明显是草莽之徒，是野心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