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内阁”更是把这情况推到极致。

从陈文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路，不可能回。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非理的情层面，即便“条件论”更有理，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尽两派都各有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袁大人抬举，张兄客气了。”陈文淡淡地一笑，说：“兄弟官卑职微，实是当不得如此谬赞。”停顿了一下，他盯着张一鏖缓缓说：“恐怕袁大人邀兄

一场大战，一场谈判，一场妥协，然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至于统一嘛，除了武力。恐怕还有别的办法吧？

是的，没错，陈文并没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于武力统一的念。除非北洋军倒戈，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从当时的中**力来看，北洋军与革命军打得两败俱伤，打得持续不断，伤害得不仅是国家的元气，更会招致列的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会趁火打劫的。

“袁大人对陈先生是慕名已久，今番能在天津相见，终于是圆了心愿，必然心中大啊！”张一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此次携信邀请陈文成功赴津，差事可谓办得圆满。心情也很畅快，对陈文更是唯恐有犯之。

革命军与北洋军难免有一战，并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胜负，但北洋军要显示力量，革命军也要展现军的风采，重要的是敢战的神。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军事永远要为政治服务。

最后将是一个谈判达成的妥协。才能尽量地保全国家的武力，包括北洋军在内。特别是中国的北方，没有了北洋系的军队，最直接受害的便会是东北。而革命军的实力被消耗太多，也无法稳固占领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无法实现革命者心中的国家建设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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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所以，陈文才要去见一见袁老四这个中外皆知的大人，希望能从他的思维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东西。不一定非要现在发挥作用，可作为一个长远的准备。也是很好的。

这观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从中取利，他的揣，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将是他值得信赖的武。而且，不是什么派，日后都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推翻满清。也少不了他们的力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制度下逐渐创造来的。这观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