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加之张之毕竟不是军阀型人，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一私家武装。

当时，湖北新军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而武汉三镇作为现代都会所带来的新的思想文化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军营内，这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驻扎乡村大不相同。

既识字、有文化。制又松，又容易接受新思想……凡此，使得湖北新军成为清末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张景良的担心在此时也不无理，就在两月前，刚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刘静庵、李亚东等日知会骨被湖广总督张之逮捕下狱。但日知会建立于一九零五年，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骨被捕，谁知有多少漏网之鱼还潜在军中？

对于军中革命党人的担心是一方面，还有对革命军战术的不适应，土不服造成的士兵伤病，都是湖北新军不愿再继续滇南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对巡防军的鄙视和不信任，以及在已获的情报中所得知的革命军的装备和战力。

湖北新军总共是一协人，战斗人员不过五千，虽然有上万的巡防军合，却更令人不敢放心。

后世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僻：不怕猪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巡防军是个什么德行，有多少战力，湖北新军还是比较了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单独行动，比如担任侧翼、后翼掩护，你不怕巡防军溃败被革命军包围？如果混编作战，巡防军攻则无力，守则不，只能是摇旗呐喊的角。甚至自相惊扰，反倒了湖北新军的阵脚。

比如此番“克复”石屏吧，上万巡防军竟然不敢单组一路，非要湖北新军两个标分开给他们壮胆。

兵分则势弱。张景良和杨开甲都在湖北武备学堂造过，也去日本学过军事，这军事上的理岂能不懂？带着这群累赘，粮草资消耗得不少，真打起仗来却让人心里没底。

“越是南下，资补给线越长，被党切断的可能就越大。”张景良看着地图，不无顾虑地说：“靠巡防军保障运输线，实在令人难以放心。党主动退却，目的或许也是在此。情报显示，党不仅作战勇猛，且有数量不少的机关枪。若是对阵厮杀，胜负尚在两可之间。”

“肯定有谋。”杨开甲赞同：“这可不是普通的民，更不是萍浏醴暴的那伙江湖会党可比。总督大人殚心竭虑，方才练一镇一协新军，万不可因咱们的疏忽冒而丧于此地。”

张景良想了想，说：“我拟停兵于石屏，说是官兵土不服、伤病日多，另外向总督大人和朝廷请调机关枪。你看如何？”

“还要向朝廷请调北洋新军前来助战。”杨开甲似笑非笑地看着张景良，“我军在滇，北洋新军桂，则党顾此失彼，不难一举击破。若只我军攻，兵力不敷，致党窜，为祸更烈，恐难成功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