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的话，连你我都能指挥军队喽？”宋教仁笑着摇了摇，对陈文的说法表示怀疑。

“那有什么不行。”陈文倒是很笃定，“古代那些文官领兵，不也有很多打胜的战例吗？只要中下级军官够素质，对主帅的要求自然不必那么。所以，我才着急要建立武备学堂，培养军官。如果吴绶卿不能担此重任，我准备从德国薪聘请。”

“为什么你如此倾向德国？”宋教仁不解地问：“知吗，国总统已经允许西军校招收中国人。”

“在现在这形势下，往国派人学习？”陈文断然摇，“相反，现在是从国往回拉人的时候。有学识的，有钱的，有技术的，都是咱们需要的人才。上海，琼州，都可以安置。嗯，我已经安排人在报纸媒上呼吁，并发邀请，请旅华人回国。”

一九零五年七月，《广东日报》刊社论《论赴比赛会被辱与抵制约之关系》，从清朝官员赴他国参加活动遭海关人员轻侮一事说起，联系当时全民抵制国辱华条约的社会背景，希望唤起民众团结以自。文中还有“外人之轻视华人，匪自今始矣，而犹以中国人民，蜷伏于**政府之下，外人得用其恫吓手段，假清政府以制吾民”等语句，已将反抗异国欺压与反对封建**政府连在一，可见人心向背。

国华工大分来自广东，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他们在国受到苛待，使他们的亲人和同乡到烈不满。因此，他们的亲人和同乡自然会认为自己在反拒约中应充当更重要的角。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叶的广州社会反情绪的爆发，既有来自上海地区活动的刺激，也有源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排外传统和抗争神。

而早在五月份，上海工商界便召开大会，反对国长期以来对旅华侨、华工的歧视和待。参加大会的除上海总商会的董事外，还有商右参杨士琦及中外记者。大会首先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因为《限制来华工保护寓华人条约》期满，反对政府与续订新约；二是限期国政府删改排华法案，公平对待华工、华商，否则即抵制货。

随后，大会由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领衔，通电外务和商，“吁恳峻拒画押”；另又分别致电汉、天津、重庆、南京、广州、长沙等全国二十一商埠商会，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并提了的抵制办法。因为国拒不改约，抑制办法如期实行，中国各地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抑制货运动。

在抵制货的运动中，尤以广州最为激，可以说上至士绅、富商，中至学生、工人，下至赌徒、娼，全民上阵。

当时很多报刊都刊载过广州市面上各界动态———店主在大门上贴“本店没有货”的海报，民房的大门也贴着“我家不买货”的大字报；赌场的赌客拒国香烟，风尘女也拒陪使用货的客人，船夫拒载货，理发师拒绝为国人理发，学生拒穿洋布洋衫，糕饼作坊和家主妇拒用国面粉制作月饼，等等。

对这场抵制货运动，陈文是乐见其成，并且在推波助澜。因为他意识到，这场风将直接刺激民众国货意识的提升，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对他的工厂企业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陈文还建议宋教仁利用各机会充实自己的政治资本，自然也包括这场抵制货运动。报纸媒，复兴会是有的，现成的扬名机会，岂能不用？

“向琼州移民，再安置旅华人，这需要多少资金啊？”宋教仁有些咋。